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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我国两种“远古文明发源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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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6 10:46: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简评我国两种“远古文明发源地”观点
    现今对我国远古文明发源地探索与研究的学者不少,有官办的,也有民间的。不论他们是引用古籍记载、远古遗址、遗痕,还是通过语言文字、民族体貎特性或分子人类学中的染性核酸中的成分。通过这些资料的分析、归纳、整理,概括起来现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以“兵策儒剑”博客为代表的,他们认为我国远古文明发源地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第二种以芒·牧林教授为代表的,他们认为我国远古文明发源地在北方大漠、东北或蒙古。第三种以杨国瑾、俞日霞、宋士雄、徐国定、邵启龙、郑传杰为代表的,他们认为我国的远古文明发源地在浙东沿海一带。
    三种观点虽然结论不同,但是他们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不少,引用的资料也很多、列举的遗址、文物有根有据。环顾这三种观点基本认同远古文明发源地社会、环境条件具备:
远古文明产生在在气候温和,地处北纬30度左右的大河流域附近,且距海不远。
远古文明产生时间在农耕生产兴起后。
远古文明应具有社会分工,有语言与文字以后。
不同的远古文明之间具有同源性,它们之间有类同的遗痕、遗物、语言、文字、作物与器物等。
    国内有些学者对我国远古文明发源地的观点还很多,不过他们只是从部分的史书记载和零散的遗址、遗迹,编列与撰纂出来的观点。
有的说是在西域、有的说是在陕西,有的说是在河南,有的说是在山西,有的说是在山东。
本文站在我国远古文明发源地在“浙东说”的基点上对以上两种远古文明发源地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说与北方西域、大漠、东北的北漠说观点简评我们的一些意见。
我们坚持认为:
1远古文明产生的地方一定是气候温和,有丰富食物来源,距河流域与海洋较近。
2、远古文明的地方一定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材料与矿物条件。
3远古文明应该有了社会分工和语言、文字之后。
4、远古文明具有社会氛围,历史的继承性与传承性,使得远古时期的哲人活动范围不会太远。
5远古文明传播一定是以点带面进行,传播的客观原因一定与天灾有关。
6、远古时期的“牧野之战”、“涿鹿之战”是由部落间为生存与拓荒而引起。
[size=10.5000pt]一、引用基本资料
    我们对我国史前文明论述所引用的资料是《浙江通志》。书中指出渤海、黄海、东海在7万年前、4.5万年前、2.5万年前、1.5万年前存在三条贝堤带的海洋地质地貎资料。这三条贝堤带的存在表明了西太平洋的海水在史前分期断续地向西海岸推进,原在“三海平原”上生产、生活的先民受到海浸威胁后向四处迁徙、逃散……。大约在距今1.5万年前的炎黄两帝带领着部落先民通过水路与陆路向可以拓荒与生存的地方迁移。由三条贝堤带告诉我们这些迁移显然是渐进的、集群的、成群性地行进,他们会走走、停停到可以生存与拓荒地方……。走陆路迁移一定会向东、南、西、北方向;走水路一定会用指南针与船只、风帆、或借流向流速迁移。按陆路行进多数是沿海岸线北上与南下或向西,这可从我国已发现的远古文明遗址分布路线予以证实。按水路行进多数沿长江逆水而上,这可从江西、安徽、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的远古遗址与文物、语言得到佐证。
    简评的主要资料来自:
1、我国已发现的远古遗址、遗迹、文物分布。
2、全国及北美“人面像岩画”分布。
3西太平洋、东太平洋、印度洋、阿拉伯海沿岸的海流分布
4、全国人群中分子人类学DNA分布。
5、我国古代各种古籍记载。
6上世纪四十年代宁波市四周鄞县、慈溪、余姚、奉化、象山县志记载中的遗址、河流、山名、矿物、碑碣、庙宇、宗谱等资料。
7、我国鄞方言(宁波)在全国范围内分布。
8、行将消失的鄞方言(宁波老话)正古字。
二、简评“埃及说”
    按“兵策儒剑”博客与《跨越三千年的因缘》作者罗杰灵所说,华夏文明之源在古埃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易华博士”还为该书作了‘谜重雾----中国埃及说’序。
他们认为:7000-3000前这段时间是华夏文明在中东地区创建与发展时期,同时向全球各地扩散与传播。华夏文明向东传播到印度、中国;向西传播到西班牙、英国、北欧;向南传播到南非。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才传播到美洲。他们还认为: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早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很强的开拓性。他们以中东为中心进行全球的探险与拓展。此时苏美尔文明影响期和古埃及文明影响期存在着重叠。
苏美尔人主要通过“亚美交通线”进入新疆、经河西走廊、长城沿线向东迁徙,到了辽宁赤峰地区,再沿中国的黄、东海岸南下。苏美尔人先后建立了河姆渡、仰韶、红山、大汶口、双墩、凌家滩等殖民地。之后古埃及同样沿着这条“亚美交通线”东进。古埃及人沿着苏美尔人的足迹,很有可能摧毁了仰韶文化,继承了红山文化,并自赤峰一路南下,摧毁了凌家滩文化,建立新的殖民地良渚文化。
    我们觉得:如此论断那么虞朝、舜帝的姚重华也应在古埃及;大禹的上代鲧、颛顼、昌意、炎帝、黄帝、蚩尤都生活在古埃及;大禹治水也在尼罗河;大禹出生在石纽、凃山、赭山、凿龙门同样也在古埃及;夏禹第一次与第二次召集诸侯会议的地方自然也在古埃及了。
    我们认为:夏朝以前的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从陆路来到中国大陆可能性极少,那里又没有发生海浸。即便有海浸,他们可在河流旁边的高山与坡地避难,何必千里迢迢跑到中国大陆来拓展疆域。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通过水路来到中国大陆可能性也不大。那里没有航海使用的司南铁陨石或铁磁矿,怎么能在夏朝前没有具备航海水平的情况利用阿拉伯海印度洋的海流与季风的“冬顺夏逆”海流与“冬逆夏顺”季风绕过印度大陆和中印半岛呢?如果要说古埃及的许多遗址与文物与中国大陆有类同之处,我们认为,现发现的浙东北大量存在虞朝与夏朝的遗址,罗江与姚江(夏后江名)的妫汭之地还有尧帝与舜帝居住过的遗址、遗迹。关于虞帝时期的遗址与遗迹俞日霞先生在上世纪出版的《绍兴虞舜文化研究》和其他几个考古爱好者发表过的文章中都作过详细地介绍。最明显的是:现今虞帝时期以前留下的上虞、百官、诸冯(龚冯村)以及余姚、慈溪、鄞县范围内四、五十多个古籍中提到过的地名都明证着浙东北一带是远古文明发源地的实例。如果要说我国史前的遗址与文物与古埃及有类同的东西。古埃及有莎草、金字塔、图形文字、物件,浙东北的姚江与罗江两岸一带就有蒲草、蔺草,金字塔、巨石、太阳圭表、古文字、语言与文字。另外在浙东北还有万年以上的太阳历,日昝、纺绽、车轮、独木舟、木桨、刀笔、石犁、牛轭、稻谷、木履等。
    我们认为: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不是我国华夏文明之源,而是浙东北一带的先民驾船到达那里,才有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的史前文明。
    航海必须要有航海用的司南,慈城有铁陨石,把它烧灼捶打后磁化就可制成司。远古时期人们为避海浸,他们利用太平洋西岸的东北沿海流和风力到达福建、台湾、广东、越南,菲列宾、新加坡,到达印度东面海洋,沿着印度西海岸东北季风,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以后,待生产力和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有了航海水平,就可以利用阿拉伯海、印度洋北部的季风,不论在怎样的海流与风向情况下就可以驾船到达印度,中印半岛,中国大陆。由此推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产生时期几乎是同期进行。
    从非洲人种分析的情况分析,非洲大陆上只有少量的桑伊族黄种人,表明他们属于亚洲后裔,只留下少量人种,也正反映了中国大陆人种向非洲迁徙的趋向。
    黄帝、玄嚣、昌意、颛顼、尧、舜、鲧、大禹都在“浙江出三天子”之地居往;玄嚣降于江川(余姚的沫水),昌意降若水(鄞县章溪);大禹住余姚石纽(大隐),娶凃山氏,获黄帝十二金册后,治水疏通了四明与臥龙山之间山谷,凿通岐阳与赭山的桥山,把江河通向“三江平原”入海;大禹凿通龙门时居于岐阳“三过村”,现还有三过桥与三过村。还可以在姚江赭山渡岸有火烧与铁器凿打的印痕,也可从现今的卫星图中看到姚江江底河床的照片得以确证;大禹治水不仅治理了大隐到岐阳的水患,而且还修建桥山以西的水利工程。
    为证实黄帝是否在缙云堂居住过,人们可以登上赭山顶的龙王堂向南远眺就会理解黄帝(此时的黄帝应是最后一个盟主领袖),撰写十二金册地形图藏于对岸岐阳村南的宛委山上(现名镬盖山)的可能;现今赭山下黄帝曾冶炼铜器的遗迹“丹井”、“鼎湖”地名仍然还可以找到。
    大禹治水的第一条江河就是姚江,余姚蜀山东南的姚江在汉典上命名的是沫水。大禹治水后把治水的江河改为虞帝姚重华的姚姓。余姚与慈溪的罗江(芦江、慈水)与姚江(渐江、曲江、折江、沫水)之间还治理与挖通了许多河流,解决了因凿龙门后降低了水田的灌溉。最为明㫫的现今还保存着人工开挖的沟渠(运河)如,洪陈河、王家坝河等。
    姚江是浙江省内流淌的一条主要大河,它发源于新昌夏家岭溪水自南向北流淌,流向多变,东、南、方向流动都有,到余姚后折向东流,仍以曲曲弯弯形式流到丈亭(此段有沫水、蜀水、舜水),后经大禹指挥挖通双顶山,使之与芦江合流,流向慈城(曾名为顿市、太平、会稽、下诸暨)过灵山前,注入岚山港和蟹渤海(东海)。另外从丈亭向东流到大隐与从会稽山(四明山)发源而来的戌溪合流,继续向东,越过赭山渡,流入“三江平原”的大浃江流入东海。姚江与罗江的两河之间就是古籍上所说“浙江出三天子”的潙汭之地。
    大禹治水以后把“治水的秘图”藏于余姚的秘图山,被封于夏里(大夏)。另外还可以现今的大隐与苗山召集诸候会议(会稽)的遗迹可以找到。
    宋耀良先生对我国与北美一带的“人面像岩画”进行考察,此分布图解释了山东二汶口的“人面像岩画”是起始之地,向西贺兰山有,向北到堪察加半岛和阿留中群岛。阿留申群岛向东,再向南到达其他太平洋的西海岸有的各处也有。另外自二汶口向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都有,宁波慈镇也有“人面像岩画”,还有一处是四川盆地。
    我们用另外一种视角来解读它:浙东一带先民为避海浸离开故乡之后,怀念自己到过的地方,留下“人面像岩画”以作纪念,或把驻地的山山水水命名为与故乡山名与江名相同的名称。这便是自慈城的臥龙山脉,经四明山脉到鄞江一条环形带上有全国相同的山名、地名四、五十个的道理。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海浸期间浙东一带的先人已经有了司南及航海知识。从水路去开拓生存空间。一支从宁波慈溪岚山港、蛟川港(镇海港)出航,沿黑潮,四天三夜到达日本沿岸、朝鲜半岛。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后,按气象学中的涛动季风与洋流到达塂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再借海流到达北美洲太平泮西海岸各地。这可从太平洋东海岸附近的沉船与锚碇散落情况得以证明;印地安人的语音与宁波老话语音类同也可以说明;墨西哥的玛雅文化遗址与慈城金字塔的类同也是最好例证。
    另一支顺着长江沿岸到达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四川的“人面像岩画”与宁波慈镇的“人面像岩画”类同也说明这一点。
    我们持浙东说的并不否认:黄两帝之战及与蚩尤的九黎族的战争发生在华北大陆,其中有一支到达北美大陆,另一支远渡重洋到达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待他们所到之地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当掌握了航海知识后,可驾船来到中国大陆。同样他们也能通过陆地的丝绸之路来到夏朝、商朝和周朝……。《宁波港史》中的“安来亭”以及“波斯巷”虽然是唐、宋、明朝接待海外来宁波的签证与居住处,但可折射当时世界各地来中国大陆的事实。
    慈城镇附近有4000----7000年前的集中性与区域性的文化遗址:如,河姆渡、傅家山、鲻山、田螺山、芦花桥、钱岙,塔山,那里的先人顺着海岸线向北、向西、向南进行迁徙……。所到之处留下了嵊州小黄山、浦江反山、良渚、凌家滩、大伊山、二汶口、红山、二里河、巨茨等远古文化遗址与遗迹。
    现今慈城姜家山上还有铁陨石,其中有一块最大竟有一吨多重;舜帝出生在诸冯山下的龚冯村,那里有大舜庙(现称“沈邨庙”);赭山顶上有黄帝修道的缙云堂,那里有“扶桑日照”、“永恒其祥”的石碑遗迹;赭山附近周围有“丹井”与“鼎湖”地名;赭山西面的洪陈村有“嫘姐庙”与“黄帝陵”遗址;向家山的“金吾庙”附近有唐岙村的“山河壮帝居”石碑;慈溪三七市有座“颛顼庙”;鄞县翁岩有“秦始皇庙”、“接子庙”与“接孙庙”:鄞县蜜岩附近有“秦始庙”遗址;秦始皇之前我国历史上曾称现今的上邽、下邽、新郑、鄚县都称鄞县,后独留宁波地区一个鄞县,它们之间互不有纪念故乡之疑。陕西省博物馆内的秦始皇调兵兵符就可以作证。
    文字是语言的延续与发展,是走向文明一条不能混淆的途径。远古时期世界上有象形文字的有: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玛雅。国内外许多语言与文字学家把文字的形、义、音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发现远古时期的文字大约分两大类:一类为图符型文字,另一类为线符型文字。我国的文字随着时代的发展,由象形文字向表意、表音方向发展变化。其他各国的拼音文字尤其是英文、日文、谚文(朝、韩文)等与中文比对发现竟有一百多个语音与中文语音类同。如果说我国的语言与文字源于史前的夏朝,然而杨国瑾、曾力等学者认为我国文字早在黄帝时期就有了。曾力先生收藏的黄帝时期文字;有的学者收藏的夏朝期间的虫草文、蚵蚪文。这些碑文充分反映了远古时期的“三海平原”先民在迁徙居住时留下的印记痕迹。
    从语言与文字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类远古时期的文明古国,不难发现它们与我国的语言与文字在构字法与部分语音类同,由此得出远古文明的源头在中国。
   
三、简评“漠北说”
    芒•牧林教授与其他几位学者认为我国的远古文明发源地在天山一带的昆仑山、内外蒙古或东北。
    我们觉得这些学者忘了产生远古文明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这可能是没有某些资料,没有从全面的,整体的,历史的去思考,去分析。只从部分古籍和个别的,局部的遗址、遗迹去探索,所以才会得出这种结论。
    从渤海、黄海、东海的史前地质地貎的贝堤带分布资料,加上曾力先生补充的河北与山东一带贝堤带遗迹,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们,远古时期的“三海平原”先民之间是可以互相往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海浸的“三海平原”先民就通过水路与陆路向西,向北,向南迁移与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与拓荒之地了。这些较为固定的居住地就是辽东、辽西、山东以及浙东的太白山、臥龙山、四明山、天台山、括苍山、太白山的山麓、坡地、高地地带。他们为了躲避三次海浸,先民中一支从辽东、辽西迁移至东北、内外蒙;一支自山东进入华北、东北、内蒙古;先民中另一支自浙东沿着海岸线北上到达山东、华北、内外蒙古。这一支的情况在《史记》古籍里就有了“奔北狄”的记载。再有一支直接避难到武夷山区一带。
    从现发掘出来的史前遗址地点:河姆渡、傅家山、鲻山、田螺山、芦花桥、钱岙,塔山,浙江嵊州小黄山、浦江反山、余杭良渚、安徽凌家滩、江苏大伊山、山东二汶口、辽宁红山、河南巨茨、二里河等可清䀿地发现它们的分布是沿西太平洋的海岸沿线。从远古时期遗址的集中性、区域性分布可以说明海浸后的先民一个集中区是在宁波慈城镇有七个四千年以上的文明遗址与遗迹附近;另一个集中工区是山东大地上是二汶口附近的一万多个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遗迹。
从宋耀良先生考察的“人面像岩画”的分布,可以看出岩画是沿着海岸线与航路旁边的地方分布着。内陆地带仅在贺兰山与四川有此岩画,这表明东夷部落一带先民较早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再从内蒙的赵宝沟陶琬石刻与河姆渡的《双凤舁日》一模一样;黑龙江的友谊县凤林的黑猪陶与河姆渡的黑猪陶相仿也可说明这一点。
    慈城向家山掘出20000年前的用水泥浇成的梯形金字塔;东庾岭有水泥浇成的仓廪;江西仙人洞有一个20000年前的大碗残片;周朝期间的䝞国王墓中的釸铁剑与贝币也都与慈溪、鄞县古坟中的陪葬品一样。
    我国汉朝以前的年历有:商历、商历、周历、秦历,它们的建月确定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变化着,到了汉朝,重新使用夏朝年历。夏历的建月选为寅月作一月,之后一直使用到现在。从确定一月为寅月这一事实告知我们夏朝的年历是以长江以南,在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来确定的。这些可以从“夏小正”全文;武家璧对”楚简《四日至》的诠释;断代工程计算出颛顼时期在公元前2807年等就可以得以证明。周朝出版的《豳风•七月》显然是描写浙东一带全年的农事活动;《鄞县通志》上记载着《豳风•七月》是“夏桀二十二年由刘迁幽所作:慈城的浮碧山上与西悬岭上两种不同类型的“太阳圭表”也都可说明这一点。
    从全国大陆分布的玉“牙璋”情况告知我们玉器的原形是浙东一带“挖河用的铧锹”。(蒙语也称它是铧锹音);慈城望海尖山地上的玉石;鄞县“它山”附近的玉器加工场,它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地方;我国最早中文中的“国”字就是出产玉的疆域。
    我国的“围棋史”,一说它是在黄帝时期发明,另一说它是尧舜帝时期发明,不管它是什么时期发明,从社会氛围的传承出发考虑应当判定黄帝、尧帝、舜帝居住地不会太远。现今慈城西悬岭上就有远古时期的围棋枰遗迹。
    从炎黄帝直到尧舜以后,最后到夏、商、周朝以及分封诸侯。各方诸侯都承认自己所占的地域是炎黄两帝开创的,是祖上留下来的开拓疆域,大家同操相同的语言与文化,到了战国期间正因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有理由去开发或争取祖业开拓的地方……。
    从语言与文字学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语言与文字发源地。曹晔晖、张岳等二十七人编著的《中国方言土话》中对鄞方言(宁波土语)与各地土语的关联研究,获得了鄞方言在全国各地方言的频次分布。他们指出,我国最多频次出现的鄞方言(宁波土话)是浙杭嘉沪,然后是闽、粵、西南地区、陕西、内蒙、东北递减。其中陕西土家沟、四川羌族、西南的彝、苗、桐、傣等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蒙语都有不少鄞方言。李锦芳教授在《侗台语与侗台文化》一本中指出:羌族、侗族、彝族、苗族等西南地区的各民族方言明显存在着鄞方言(古越语)的内核。例如,鄞方言的“去与走”的合音、石磨辗碗豆壳、桃核壳动作字音与鄞方言发音同一样的是江西、湖南、四川、陕西方言。魏文成先生指出:蒙文中的发音与鄞方言的许多发音相同,如;阿爸、阿姆、这里(各冒)等等。他还认为:我国远古符图文字以及以后线形的象形文字最后都按表形、表意、表音的方向发展。此种构词同样影响着西夏、匈奴、契丹文与蒙语,只是在声母、韵母与声调方面有些变化罢了。现在我国现汉语构词法中的名词、动词、形容、状态形容、量词的重叠词都取自鄞方言。
    远古时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海浸,迫使浙东一带的先民向着四向分期分批,分陆路与水路到达新的开垦之地,因此鄞方言不仅传播到我国的东南沿海、中原、西南、东南沿海、北方大漠与东北,甚至还传播到中印半岛、台湾、琉球、日本、朝鲜半岛、北美印地安部落。周晨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地名与人名研究指出:阖闾、勾践、姑苏、桐庐都是西域一带的地名,这表明海退以后北方或西北方的人们再次向东南沿海迁移。河姆渡挖出的骨骸具有西域人特点反映了汉族是各民族混合体的事实。
    从“兵策儒剑”博客所提供的我国DNA分布等值图,它明㫫地表明了等值图的脊是由西南伸向北或北北东,它指示的是西南一带先民是由北或北北东向西南方向迁移趋向。这种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是海浸时先民们迁移所致,另一方面是历代朝代更叠的战争与灾难迫使先民向着西南地区迁徙,现在的羌族、侗族、彝族、苗族等保留着远古时期的彝文、东巴文、哥巴文就是这种原因所致。
持“漠北说”的学者如能承认:我国远古时期的三次海浸,“三海平原”的先民分期分批逃避到全国各地,并把远古文明发源地确定为浙东一带为研究的起始点,那么许多成果是可信的。这样就可以很好解读我国DNA基因分布图的梯度状况,理解了我国DNA基因图谱中心会在我国西南地区并向四周辐散发。明了了海浸后先民们的迁移路线;解答了非洲科伊桑人为什么具有“三海平原”的基因;知道了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日本、朝鲜、北美洲印地安人为什么有相同基因;“三海平原”沿岸一带是我国大陆远古人类发源地,浙东一带又是远古文明的发源地。
四、简评结语
    以上简评了两种我国远古文明发源地观点,不过他们的论述,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引用的资料也是可信的,有些分析与研究成果也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他们的精神也是可嘉的。尤其是:罗灵杰先生的《跨越三千年的因缘》客著作、“兵策儒剑”、“武陵君”、“玉壶九千”、宋耀良、宫玉海、徐江伟、武家璧的博客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料。
    我们认为研究与分析远古文明发源地如果历史的、全面的、整体的去分析与研究相关资料就可以得出领人满意的结果。他们的问题是没有注意到,渤海、黄海、东海的三条贝堤带的存在;没有考虑远古文明产生的社会、环境条件,如,地形、气候、食物、农业、矿物;没有想到航行必备的器物与洋流、海流与季风等因子,所以会得出我国远古文明发源地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蒙古、昆仑等观点。*
    我们“浙东说”认为:万年以上的遗址告诉我们我国远古时期的文化不仅有上万年了,而且它还传播到全球各地。这种迁徙与传播的客观原因是太平洋西岸的海与海退,所以说这是人类一种常态化的迁徙与传播,而且这种现象不只是一次,而且是多次地发生或多次重叠着。
    我们“浙东说”不否认:我国夏、商、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西北、中原一带。我们也认为中华远古源地在已沉入海底的三海平原“三海平原”的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时期向辽西、辽东、东北、山东、河北、蒙古、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山麓与坡地去迁移,去拓荒、去开发、去繁衍生息。我们只是说浙东一带的是炎黄两帝带着‘东海平原的部落族人以集群方式从陆路或水路奔向全国各地……。
    我们也承认:远古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尤其是农业与畜牧业兴起以后,他们同样可以采用族群形式进行迁移,并与新的驻地的政治,文化,地理、气候以及风土人情相适应,从而达到相互交流文化、技术、友谊,互相通婚使得汉民族人种的更加加速进化。
我们持“浙东说”观点的多数是业余考古爱好者,他们孜孜不惧收集与考察当地远古遗址、遗迹、文物等基础上,根据我国已发布的远古文明遗址与遗迹分布,结合宁波市内各县(市)的远古遗址、文物、县志记载等。
从浙东北一带远古文明遗址、遗迹的区域性、集中性的特性出发作出合理的判断与推论。我们坚持着这理念“只要前提是真实的,通过严谨的科学推理,其结论也应该是真实的。关键在把握推理过程中的每一个转换环节是否是现实性、合理性、科学性的。”;还认为,我国远古文明发源地一定符合如下:
气候温和、食物充足的地方才会出现农耕社会,才会出现、制造生产与生活相关的工具。
远古时期的集群式迁移应该是由天灾所致,战争是为求得生存权与拓荒权而战。
远古文明传播一定是以点带面展开,不可能是遍地开花。
远古文明社会一定先在较小范围内形成与产生,那里的文明氛围应具有继承性与传承性。
远古文明发源地的语言与文字会在他们迁徙的路途上留下印痕。
    本文对我国远古文明发源地的“埃及说”、“漠北说”、“东北说”进行了评说,其中许多资料与例子也引自他们的文章与资料。这里抱着“百家争呜”的想法与我国考古界的学者进行简略的商榷。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文章可以去参阅出版的《句章甬史逸话》、《鄞方言正字考注》、《绍兴虞舜文化研究》以及心常异俗、宋夫子、汲纫轩、戒香石的博客以及杨国瑾、郑传杰等相关文章。文中有错误之处请持浙东说的学者与历史学家修改、指正、批评,不过在评判过程中请细细品味宁波地区已发布的远古文明遗址、遗迹;66条远古留下来的古道以及鄞东北一带五十多个与古籍同名的地名、山名与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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