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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 :刹住“古城改建”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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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2 16:56: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5-03-12

  “你来吧。”
  得知采访意图,谢辰生迅速地、言简意赅地答应了。但他又说,最近不行,手头还有些事要处理,于是我们又另约了个时间。
  直到最近,在北京三环北面一栋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里,记者终于见到了谢老。这个小区位置偏僻,寂静无人,在冬日的午后,惟有风声不绝于耳。
  谢辰生的下楼声打破了岑寂。他一手提着一袋垃圾,一手扶着楼梯的栏杆,背弯成虾米状,趿着鞋,正一步一蹭地下着楼。即使先前知道谢老已有93岁高龄了,但眼前的这一幕仍让人不由心酸。抬眼看到记者,他呵呵一笑:“我下去扔个垃圾,一会儿进屋聊。”
  这便是被称为“国宝卫士”的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的生活现状。他住在这栋老式居民楼三楼的一间一居室里,由于四处堆放着书报和资料,显得格外狭窄。窗边一张大书桌占去了房间的一半空间,里面也高高地堆着一叠叠资料,书桌的一角还摆着两个笔筒,里面有数十支粗细不一的毛笔。
  尽管年事已高,又带癌生存多年,但谢辰生自觉身体还行。唯一退化得厉害的是视力,看材料吃力,他就让年轻的志愿者从网上下载好材料读给他听;但给相关领导的信还是得坚持自己写,前段时间就在忙这件事——根据谢辰生统计的数据,仅从2010年来,全国就有40多个城市启动古城建设项目,累计投资超过4900亿元,规划占地超过194万亩。
  “文物搭台、经济唱戏,但在相当多的地方实际上是要利用文物为房地产开发服务。”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他一手持毛笔,一手握着放大镜,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以端正的小楷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对这股重建之风的忧虑。
  半个多世纪来,谢辰生一直保持着写信的习惯。文革期间,他起草《文物保护倡议书》,给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大声疾呼要划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以惊人的勇气,在疯狂的年代里挽狂澜于既倒;改革开放后,他数度提笔,致信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地挽救了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奔走呼吁。
  谢辰生这一生,犹如挂在他书房墙上的一副对联所总结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古城改建”之风
  “问题太严重了。”当谢老把记者接到书房坐下后,开口第一句,谈的仍是文物。
  他出示了一沓材料,“韩城古城改造项目,2011年启动,规划占地62.24公顷”;“开封计划4年重造宋都汴京,2012年启动,规划占地20平方公里”;“扬州神居山旅游度假城项目,2013年启动,规划占地8平方公里”……
  重建工程如此名目繁多,除了对古城镇本身的改造与重建,还有附于其上的各类产业园、创意园、旅游项目等,在这个过程中,“拆古建新”、“拆真造假”的现象相当普遍。
  其中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有着超过1500年历史的韩城古城被拆。在此之前,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曾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绝大部分的古城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坏。在这份名单中,陕西韩城曾被认定为唯一保存完整的城市,需要公开表扬,但就在这个调查结果要向社会公布之时,韩城也被破坏了。尽管住建部紧急叫停,但为时已晚,古城有八分之一已被拆除。
  “现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第二个像韩城这样保存完整的古城了,损失太大了。”谢辰生说。
  从事文物保护六十多年,谢老一直不遗余力、一件一件地抢救着文物。但这一次,他决心要从源头“刹”住这股改建之风。
  这股风行全国的古城重建之风的源头,是“曲江模式”。“曲江”一名,得来于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从本世纪初开始,“曲江模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通过一系列大策划、大融资、大手笔,创造了大雁塔北广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法门寺景区、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等全国瞩目的旅游项目。
  “曲江系”发展如此之快,与当时的一项决定不无关系:西安地区一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批准后由文物管理部门转交曲江管委会管理经营。此后十余年,围绕西安部分知名古迹的大规模圈地造景运动就开始了。
  被概述为“依托文化遗产整合历史资源,通过创意、包装和策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带动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最终提升城市价值”的“曲江模式”,在谢辰生看来“就是在古迹上盖园子”:“好比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里面的园子又是唐代的又是汉代的,把原来的古迹完全破坏了。”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曲江模式”都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先进样本。2007年,曲江新区成为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之后,“曲江模式”出书立著,迎来多批外省官员前来“取经”。直到2010年,项目推进所暴露的文物破坏等问题,才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2010年,《人民日报》曾发表《西安曲江模式:曲径通“优”还是通“忧”》一文,对此提出了质疑。文章提到,“曲江模式”的实质是低价圈地、高价卖地,其恶果是掀起大规模圈地造景运动。而大明宫遗址保护项目的规划展示中也显示,除了几个博物馆类项目外,其余全是商务楼、宾馆和住宅小区。
  “这种做法既违反了文物保护的原则,也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谢辰生说。
  除了文物保护本身,谢老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古城古镇如此大拆大建,已经有可能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危害国家粮食安全;第二,在拆建过程中可能影响到老百姓利益,有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
  “不能孤立地谈文物保护,否则没人听。”谢老说,这是他长期工作中摸索出来的方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你得找到那个门道。”
  如他所料,这封信送出后不久,中央领导就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国家发改委就古城镇现状的摸底调查,征求各部委意见。如今,谢老正等待着相关政令的发布,刹住这股“古城改建”之风。
  
一生致力于文物保护
  谢辰生走上文物保护之路,最初是缘于郑振铎。
  谢辰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嗜书成癖,《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物语》、《唐文粹》等悉数收藏,祖母亦善书能文。谢辰生幼年与堂兄一起生活,而他的堂兄正是我国著名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专家谢国桢,耳濡目染下,谢辰生自小便爱好文史。
  “那时家里来来往往的熟人,都搞历史,哥哥也喜欢收集善本书。于是我便也对文物产生兴趣了。”谢辰生说。
  1946年春,谢辰生随堂兄赴上海购书时结识了郑振铎。这段机缘,使年轻的谢辰生有幸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当时,他受郑振铎和徐森玉的委派,帮助整理、编目、校对了一系列著述,包括《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韫辉斋名画记》、《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等著述。谢辰生将这一年算作自己正式跨入文物大门的日子,在此之后“除了上朝鲜战场打过一次美国鬼子”,再也没有离开过。
  1949年11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他把身为秘书的谢辰生叫来北京,说:“你搞文保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年轻的谢辰生被委以重任,他执笔起草了一系列法令,以抢救饱经战争摧残的文化遗产,阻止文物被盗、流失境外。《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中国首批法令,便是在他的笔下成文的。
  文革是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经历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当时,红卫兵上街抄家、扫“四旧”,不少文物被毁坏,各地频频告急。但不幸中的幸运在于,红卫兵的破坏对象仅限于零星的文物,大型文物建筑基本上都被抢救下来了。
  “红卫兵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是有分歧的。比如西湖灵隐寺,一部分红卫兵要砸,另一部分说是文物,不能砸,于是就守在里面对峙。后来打电话给中央,总理说,不能砸。于是便被保下来了。”谢辰生回忆说。
  面对这股狂潮,谢辰生的态度一直很坚定。早在1964年文化部整风时,他就给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谢辰生表达了对“把一些文艺方针完全套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上”的反对和担忧,他说,文物保护是一项很特殊的工作,“保护文物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不适当的,‘政治标准第一,学术标准第二’也是不合适的”。他还提出,文物是史料,是说明历史的实物例证。那些说明阶级斗争的文物,比如上饶集中营、中美合作所,还有一些卖身契、叫歇碑,都亦可作为“反面的实物例证”教育下一代。
  “划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不砸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历史见证的文物。”到了文革时期,谢辰生也对红卫兵采用了这种巧妙的说辞。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召集了北京的一批专家,布置保护文物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谢辰生接到任务,执笔起草《文物保护倡议书》,不久后被发放到群众中,此后集中破坏文物的现象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破坏的规模,当时觉得很多,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不多了。”谢辰生说。事实上,新中国以来,对文物的破坏真正冒头是上世纪80年代,并在1990年代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改革开放后,金钱使人心改变了,盗墓、文物走私开始猖獗起来。“以前老百姓挖出东西送给国家,觉得很光荣,得到一点物质或精神的奖励,就高兴得不得了。结果80年代之后,钱一上来,不得了了,‘要致富挖古墓,一夜挖个万元户’。这对比就非常明显了。”谢辰生说。
  而如今不少地方的古城古镇改建则是对文物破坏的第二波高潮。“房地产开发对古迹破坏之严重,已经不是建国以后的问题,而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谢辰生说。
  
耄耋老人的“初心”
  退休后的谢辰生反而越来越忙。如今,93岁高龄的他仍然有处理不完的公事,常常到夜里12点多才能休息。平日里,他多半坐在书桌边,看材料、接电话,几乎成了民间的“文保热线员”。谢辰生是新中国《文物保护法》的起草者,深知相比西方,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更原则,因而“更重要的是有人坚决贯彻执行,在这里领导人是个关键”。因此,多年来,他始终不厌其烦地上书。每一封以小楷写成的信件里,谢老文辞朴实、凿凿有据,信中常见老人一片赤诚之心。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评价他:“在一次次呼吁、一封封上书中,许多文化遗迹、名城街区得以存世保全、传承后代,许多错误做法得以及时纠正、惠及后人。在孜孜不倦的奉献中,在鸿雁往复的传递中,先生与中央领导、有关部门的书函信札积累日丰,已然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与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谢辰生自己却两袖清风,安心蜗居于方寸陋室中。他自认为求仁得仁:“我与这个时代是不合拍的。因为我尽说不好听的,谁都想听好话,可从我这里听不到。”
  他的“不合拍”来源于血液中的理想主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世事变化几何,谢辰生仍然秉承着“初心”。
  “我出身不好,可我是想革命的。当时选择共产党,不仅是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经过理智思考的。因为我自小学习历史,而历史对人的观念始终是有影响的……”他仰起头,白发在阳光下闪着光,“我从小就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背‘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外户而不闭,路不拾遗,是为大同。’学历史的人会忧国忧民,会想要让每个人都过得好,后来听说有共产党,了解过共产主义的理想后,我心想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难道不应该为了这份理想奉献终身吗?”
  
“文物保护不是文化产业”
  文汇报:为什么近年来古城古镇重建之风愈演愈烈?
  谢辰生:破坏的根源就是一切向钱看,这个倾向现在是极端的普遍。
  保护古城其实都是有规定的。《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公布以后,一直到现在,经过几次修订,基本要求是没有问题的,都规定了什么情况该怎么做,什么不许做,什么是违法的,都清清楚楚。所以现在开发古城镇的模式本身就是违法的,他们搞的两个东西:旅游开发、文化产业,实质都是为了推动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对文物保护来说是百分之百有害。
  所以对文物保护最大的制约就是经济利益。我一直呼吁要警惕两个东西,一个是文化产业,一个是旅游开发。我们必须科学界定文化产业的内容,比如文物保护是文化事业,不是产业,你把文物拿去经营是违反《文物保护法》的。
  文汇报:现在的文物保护现状如您所说,“有法难究”。在很多地方,文物局都是弱势部门,怎么办?
  谢辰生:是啊,顶不住。如果把权力放在笼子里,真正能够依法办事,那就好办了,可现在有时候依法办不了事。比如我是文物局局长,可我们这个地方是书记说了算,你跟书记顶着,你明儿甭干了,怎么办?没法子。就是你敢顶,还真有你甭干了的情况,这问题就麻烦了。
  如果就古城镇保护征求我意见,我一定会说,一定要确认“曲江模式”是错误的。他们可能会说曲江这个案例是不对的,可是你必须提高到模式的高度,因为这个模式到处宣传,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事儿?
  文汇报:有人认为,中国历史建筑这么多,如果为了保护而不进行开发,可能在城市发展上会有问题?
  谢辰生:这是观念上的错误。必须认清保护就是发展,发展指的是全方位的发展,社会全面的发展才是发展,突出一个东西不是发展。经济是要发展的,但是其它方面不配合,经济也发展不好。我认为发展是几个方面的建设,你哪一个也不能去掉,否则你的发展就是畸形的。所以一定要协调好,发展当中具体项目是会出现矛盾的,那时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
  比如北京要发展公共交通,地铁是第一位的,但你说为了让地铁穿故宫,拆故宫行吗?不行。因为故宫是世界的遗产,你地铁可以绕啊,那地铁就服从了文物保护。所以不是发展和保护有矛盾,而是具体项目上有矛盾。到具体项目上你就要权衡,重要的要服从更重要的。你看三峡,里头文物多了,全保护了,三峡别干了。可是我也不能让你把三峡的文物全弄坏了,我得发掘、保护、迁移,而你得给我经费和时间啊。还有最重要的不能动的文物,就是不能动。比如白鹤梁,你花多少钱也得给我弄,因为它动了就没有价值了。后来白鹤梁搞出来了,而且还成了亮点了。
  文汇报:一辈子都在保护文物,您认为文物保护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谢辰生: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要记住乡愁。人民热爱自己乡土的固有积极性,是可以通过文物调动起来的。很多时候还是人的思想有问题。为什么几千年中国能有今天,不就是靠传统文化吗?

人物小传
  谢辰生:历任国家文物局秘书长、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等。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也是新中国文物保护的重要组织者和见证人。参与了战时文物清理工作,并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1995年退休后仍在为保护文物不停地奔波。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2015年3月12日《文汇报》
发表于 2015-3-20 14:45:06 | 显示全部楼层
    房地产开发,谁是受益者?它的属性是什么?是国家受益还是私人受益?如果是私人受益,你官员是在为谁服务?以上的文章谢辰生老人为中国的文保事业倾其一生的努力;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对中国的未来是如此的重要;各地的官员怎么就认识不到其价值所在?没有远见,你坐在官位上舒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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