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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玉琨盗掘宝鸡斗鸡台(戴家湾)文物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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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 17:03: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个调查报告曾在《中国文物报》上连载过,也曾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编的《近代中国大案纪实》。因为这个盗掘涉及的事和人相当广泛,涉及的文物在商周之际,挖出的青铜器质量极高,在中国文物考古上颇具影响,许多同仁都对此展开过调查,或半途而废,或不够全面。我们综合了各家之说,特别是陕西省文保中心罗宏才研究员的一些资料,写出了这个报告,以飨大家。
内容有点冗长,没兴趣的看个题目,有兴趣的看个热闹(器物介绍部分可不看),有需要的查个资料(由于篇幅问题,照片从略)。总之,占论坛一点资源,发在这里,也许对一部分读者有所裨益。
党玉琨盗掘宝鸡斗鸡台(戴家湾)文物的调查报告

一、戴家弯之迷
有人说
“戴家弯”的出名是由于宝鸡市东扩南移后,市府将迁往戴家弯,那里将成为百万人口大宝鸡市的行政中心。——我说未必,因为在这之前,这里曾发生过三次重大的文物事件,戴家弯的名字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挤入士林,闻名海内外……
又有人说
市府迁往戴家弯是那里风水好。——殊不知,这并不是今日风水先生的新发现,因为在二千七百多年前,占卜先生就说这里风水好,据此,秦文公在这里营筑陈仓城,建都48年,使秦从此走向霸主,统一六国。时至今日,千渭之会大夹角的贾村塬上,还保留着“龙头”(蟠龙塬)、“龙尾”(桥镇龙尾村)的传说……
※     ※     ※
斗鸡台是十里铺地区和戴家弯一带的泛称。其范围大约北以塬坡为界,南临渭河,西起刘家沟以西的陕棉十二厂,东至杨家沟,为东西略长,南北稍窄的北坡下的二阶台地。抗日战争暴发后,由于荣氏家族纺织工厂内迁到了这里,斗鸡台地区一下子打破了昔日的宁静,迅速繁华起来。解放前后,斗鸡台的名字由于现代工业的崛起而颇具影响。一九三六年,陇海铁路向宝鸡延伸,为了保护古陈仓城的文化遗迹,杨虎城将军亲笔题写的“斗鸡台隧道”就从当时戴家弯村子南边凸起的断崖上穿过。戴家弯村就在这块台地上,因此,在这些相关的文物事件中,斗鸡台和戴家弯往往指的是一个地区。
自从上世纪 (20 世纪) 初以来,宝鸡斗鸡台戴家弯一带先后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文物事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宝鸡斗鸡台和戴家弯这个名字便引起了历史、考古和文物界的密切关注。
一是清光绪二十七 年(公元一九零一年),斗鸡台戴家弯村的农民王奎,在村北的坡地上挖地时,挖出了各种青铜器30 多件,计有尊、觚、卣、爵、斝、觯、觥、角、禁等。其中有一件青铜“禁”属首次发现,最先被慈禧宠信、曾任陕西按察使的大古董商端方占有,后来不知经过什么途径又流入美国博物院。因为“禁”这种器物的名称最早仅在一通汉代鲁相韩敕在孔庙建造的“礼器碑”中出现,斗鸡台这件青铜禁出土前,学者只知其名,都未见过实物。况在今人看来,也许觉着无甚意味。殊不知它在古人的心目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青铜禁在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群中极少发现,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礼制等级要求和规定,而且只有王室才能使用,因此上,它就显得弥足珍贵和极为稀少。就这样一件与周王室关系极为密切的青铜禁却在宝鸡斗鸡台地区的戴家弯出土了。这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戴家弯的名字就这样第一次伴随这件青铜禁称于士林,到了国外。
二是,一九二七年的秋天至一九二八年的春夏之交,盘踞西府凤翔的土著军阀党玉琨(又名党毓坤,绰号党拐子),征发宝鸡、凤翔、岐山等县的民众上千人在戴家沟持续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肆盗掘文物活动,共挖出青铜器上千件,其中举世罕见的“青铜禁”再次出土。这些铜禁中的一件很快流入日本,但最终又传入国内,被天津博物馆收藏。一次在一处发现青铜器的种类、数量这样多,这样集中,历来罕见,立即在海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不少人把目光开始投到了戴家弯,还有不少人来到宝鸡斗鸡台戴家弯进行实地调查。党玉琨在戴家弯的这次盗宝,在了民国时期震惊海内外的三大盗宝事件之一,党玉琨也与靳云鹗、孙殿英齐名成了民国时期的“三大盗宝枭雄”。戴家弯的名字再一次大著,引起了世人的寡目相看。
三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由民国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和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的考古会,在斗鸡台戴家弯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考古发掘。尽管这次考古发掘备受艰辛,后虽因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发掘和整理工作被迫中止,但它毕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学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使宝鸡斗鸡台戴家弯这个名字和中国的考古学的诞生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中国考事业的奠基人苏秉琦先生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说,那时,中国的考古事业刚刚起步,远古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不清,“至周秦二民族初期之文化,则古书所载与之有关之史料,数量极少,无参证比较之余地,真伪正纰,无法核定。且意义暗昧,颇多难索解处实为学术办之最大缺憾”。因此,由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成了陕西考古会,选择地点,实施考古发掘,以解决上述之问题。考古会根据北平研究院的徐炳昶等先生在斗鸡台戴家弯的调查,以及党玉琨在斗鸡台戴家弯的盗掘线索,把发掘的重点放在周秦“二民族之都邑及其附近”,因为他们认为,“一民族都邑附近,颇难任他民族之势力逼此处”,文化特点比较突出。斗鸡台地区不仅商末周初的地位相当显赫,而且是秦人受封享国后的都邑所在地,所以,经过反复调查和筛选,他们就把发掘地点选在了斗鸡台戴家弯村的陈仓古城遗址附近。
一九三四年前后,陕西的连年旱灾,盗挖古墓成风,这不能不引起民国政府的重视。然而,这又同时给考古会的这次发掘带来了不利。正当考古会积极筹备在斗鸡台戴家弯发掘之际,民国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人,在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杨虎城将军的陪同下来陕西视察工作,他听了陕西地方关于盗挖古墓成风的情况汇报后,把考古会的科学发掘和党玉琨的盗掘混为一谈,阻挠这次发掘。当考古会的成员、时任陕西省政府顾问的张扶万一再向戴陈述斗鸡台的考古发掘和党玉琨的盗挖古墓风马牛不相干时,却再一次的遭到了戴的严厉斥责。张扶万等人面对戴氏的淫威,仍然于四月十一日再次致涵陕西省政府,决意发掘。这事被戴季陶知道后,更加气急败坏,当即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南京中央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以及远在前线的蒋介石发去急电,大兴问罪之师。
面对斗鸡台戴家弯的这次考古发掘,一时间举国舆论涨腾,陕西省政府面对压力,犹豫观望,迟迟不敢决策。在这紧急关头,民国北平研究院徐炳昶等一面“参战”,一面面陈邵主席,请求“迎逆流而上,以主斗鸡发掘……必为全国学者所赞许”。在如此强大的政界和誉论的压力下,邵力子毅然批准了斗鸡台戴家弯之发掘报告。并令宝鸡县县长遵照办理,给予这次考古发掘以支持。
这次发掘持续了将近四年,前后共进行了三次发掘。第一次是从一九三四年四月至一九三四年六月;第二次是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五月;这两次是在当时的陈宝祠后边和戴家沟沟东,即党玉琨当年盗挖过的缓坡地上进行的。第三次发掘是从一九三七年四月至六月,这次发掘主要是在沟西进行的,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发掘工件被迫搁置。据当年跟随苏秉琦先生发掘的戴家弯村戴宏杰老汉回忆,那次发掘中挖出了车马坑,工作没有作完就又回填了。挖掘地点后来修建宝鸡峡引渭渠时被毁坏。紧接着又因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研究院机构迁徙等原因,戴家弯的这次发掘未按原计划完成,就此告终。发掘的资料一部分留陕西考古会,一部分留北平整理。战争爆发后,一部分虽随科学院南迁去了昆明,但仍有一部分古物陷入敌伪手中,给资料的整理造成诸多不便。后来经过苏秉琦先生的努力,写出了《斗鸡台戴家弯研究》的初稿,交香港商务印书馆付印时,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书稿下落不明。直到一九五四年,才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报告付印。这成了我国考古学的最早专著,为中国的考古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凡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考古学者,没有不知道宝鸡斗鸡台这个名字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外国的考古工作者合作,由外国出资,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联合考古发掘的工作也在尝试。经国家批准,由意大利出资,由两国合作的考古发掘项目把地点也选在了陕西省宝鸡市斗鸡台的戴家湾。这是有史以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由外国人参与,所开展的第一个对外国开放的考古发掘。1997年秋天,由意大利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开进了戴家弯,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以培训班的方式抽调的考古技术骨干也云集到戴家弯,参加了学习和实践。使斗鸡台戴家湾这块地方再一次的名扬全国和海外。
上述事件的发生到现在,已有百年的时间了。苏秉琦先生三十年代主持的考古发掘尽管备极艰辛,还是获得了重要的成果和收获。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苏秉琦先生的发掘地点基本上是与党玉琨的盗掘处于同一地区。党玉琨盗掘墓葬的数量,挖出文物的质量,都远远超过了苏秉琦先生的科学发掘。这在客观上破坏了戴家弯墓地资料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发掘所获材料,虽已不为太少,但如作为分析整个遗址的凭籍,尚嫌不够。例如,我们由废堡区的材料,因不足以证明该地是否为古陈仓城之所在;而我们在沟东沟西两区所获得的材料,亦尚缺早期的墓葬与晚期的居址;即是我们在沟东沟西两区所获得的早期人居与晚期墓葬材料,亦仍苦于所包括的年代太久,而材料不够,以致在各时期间尚有不能联贯之处。”这些“只可留待日后的发现,来揭破迷底”。其次,我们还应看到,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发掘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进行的,本身就未获得完整的资料。正如苏先生在回忆那段坎坷的经历时所说:“这批墓地材料如何分期断代?他们每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特征如何?这些遗迹遗物现象背后的史实如何?查阅有关考古资料,历史文献进行对照,也得不到多少有用的线索或启发。”第三,从现在宝鸡地区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尽管盗掘和科学的考古发掘相隔时间只有六年,但当时盗掘到的文物资料全部走失,现在收集到的这些文物照片,一九四五年才由刘安国先生在西安街头发现,苏先生当时不可能与党玉琨盗挖的资料进行联系。因此,后来的发掘也没有涉及和解决戴家弯墓地的性质和归属问题。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党玉琨在1927年至1928在斗鸡台戴家弯盗挖的珍贵文物绝大部分已流落到了海内外。到目前(一九八六年调查时),宝鸡地区曾经被党玉琨征派参加过盗宝的人员,大部分已经去世。现在还亲历了这次盗宝事件的老人,也都在八旬以上了。一些对这次盗宝事件比较知情的考古界前辈,诸如陈梦家、唐兰、郑郁文先生以及西安的刘安国先生曾试图将这次盗掘情况和流散的资料作以整理,但因时间延续太久,其间先是历经战乱,后又经历文化大革命,资料辗转流失,而难得如愿以赏,就都离开了人世。如再不抓紧进行调查和整理工作,这批保贵的资料将很难得到保全,要揭开戴家弯的神秘面纱就更加困难了。调查党玉琨在斗鸡台戴家弯盗宝的念头就这样产生了。
调查工作是艰难的,分成两个重点进行。一是资料的搜集,包括调查党玉琨当年在戴家弯所挖出的器物的数量、名称、流向、下落以及有关的文字记录,图片、拓片等;二是盗挖的经过,寻找并通过当年参与和了解党玉琨在戴家弯盗宝的人员,弄清当时盗挖的详细情况和流传经历。相当一部分资料是由唐兰先生的儿子唐福年和党睛梵先生的长子党成先生提供的。唐兰先生是文物考古界的前辈,曾是最早接触到党玉琨所盗戴家弯青铜器资料者之一;党睛梵先生曾是党玉琨的至交,最早曾在《华云杂记》中记述了党玉琨所盗挖的器物情况。国家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先生给我们提供了陈梦家先生当年有关这批文物的笔记,给了我们最可靠的帮助。省文史馆刘安国先生解放前曾当过陕西省教育厅督导,解放后曾当过咸阳市副市长等职,这批文物的照片最先是由他在西安市面上发现并得以保存,在保护这批文物照片资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我们第一次找到他时,他为这批照片的复出感到震惊,因为他此前曾编辑《雍宝铜器小群图说长编》时,因这批照片的下落不明,而使《长编》成为“有录无图之作”;第二次和他谈完这批资料的发现与保存情况不久,老先生便与世长辞,时年94岁。陕西省文史馆的同志破例让我们进入资料库查找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吴镇烽先生对这个调查相当重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把所获得的资料经过初步整理,准备去西安请吴镇烽先生在断代上进行指导的途中,资料包被小偷盗走,使这批珍贵的资料又多了一条流传渠道,看来这批资料确实艰难。由于照片没有备份,遗憾之余只得再次向唐福年先生求助。.
在我们的调查即将结束时,吴镇烽先生收到了已故王光永夫人送去的王光永生前弄到的这批资料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资料不很全,但他多次建议我们,把刊载的优先权让给已逝去的王光永先生。尽管我们事先对王光永同志保存的这部分资料并不知情,至今也未见到王光永同志的调查材料,花去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考虑到王光永同志从事了一辈子文物工作,对博物馆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加之他又和高次若有多年同事之谊,便欣然接受了吴镇烽先生的建议。我们的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在1990的《 中国文物报》上连载一月。王光永先生的报告一九九一年在《考古与文物》上予以发表。一九九七年,陕西省文保中心的罗宏才先生对党玉琨在西府的盗宝又作了更深入和全面的调查,将我们未曾涉及到的部分又作了报导。至此,相互印证,拾遗补缺,编写《党玉琨盗掘宝鸡斗鸡台文物的调查报告》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戴家弯地区的历史背景
戴家弯地区是古陈仓所在地。陈仓是因“陈仓山”而得名。根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守敬的《水经注图》所示,“陈仓山”当指现在贾村原南缘的蟠龙原(山),并非现在的鸡峰山。实际上,陈仓这个地名不仅历史相当古老,它起码在五帝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大概和伏羲时代相同时,而且它的内涵和寓意也相当原始。北平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这个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已表明,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是先民居住的理想场所。在此以后,形成了刘家文化、商末周初和秦汉文化的三个繁荣时期。
商末周初时的戴家弯地区之繁荣是我们今天无法想像的,在学术上一直是一个迷。党玉琨盗掘出土的青铜器大多是西周早期的,且质量等级极高,颇具影响。这些青铜器中,有的只能是王室才能使用,有的直接涉及周王,周公及其家族成员,有的涉及到周初的重大事件。一九六五年在这里以北的贾村镇发现的珂尊,和戴家弯联系密切,唐兰先生曾推测,这里是西周虢国封地。但是,嗣后在戴家弯及其相邻地区又多次发现夨国遗物,有学者又认为,戴家弯一带应是夨国辖区的重要地方。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商末周初,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太伯奔吴”这件事。
太伯奔吴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太伯、仲雍奔荆蛮。这是西周早期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汉代以来,都认为春秋时的吴越之吴就是太伯建立的吴国,地点在今江苏无锡一带。近代以来有蒙文通先生等,对此提出了质凝,认为太伯奔“荆蛮”是指太伯奔到了宝鸡市的渭水两岸,具体当指宝鸡的吴山一带。“《穆天子传》又言:‘赤乌氏其先出自周,太王亶父封其兄子吴太伯于东吴’。则赤乌之吴,即《封禅书》之吴岳,《尔雅》之岳山也,实为汧山。张莜衡先生在《散盘考释》一文中说,太伯之奔固在于此”。这就更加明确地指出太伯奔吴与宝鸡吴山的联系。
宝鸡吴山的地望不应当怀疑。《汉书·地理志》说,“吴山在西,古文以为千山,《国语》所谓虞也”。《楚辞·天问》又说,“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其去斯,得两男子”的故事是指太伯、仲雍到吴山采药的事。
“太伯亡荆蛮”中的“荆”就是“楚”,因为先秦时荆楚连称或不分,这在金文中常见。从《水经注》中可知,金陵河就是楚水,又从《元丰九域志》中的“凤翔府,虢,有楚山”的记载来看,今日宝鸡陈仓区当有一座山叫楚山,这个楚山当与楚水有关,它很可能就是今日金陵河东岸贾村塬西南缘的蟠龙山。这些历史地名都与太伯奔吴有关。
近代以来,宝鸡地区发现了大量与太伯奔吴有关的考古资料。如鱼国遗存。根据尹盛平先生的考证,鱼氏不是西北原有的民族,而是商末由陕南进入宝鸡的南方巴蜀民族。《蜀王本记》上有一则“荆人鳖灵”的故事,故事中的“荆人”就是“荆蛮”,因为“蛮”在南方的本意是“人”,所以巴人就是荆蛮,鱼氏自然也就是荆蛮人了。
鱼国墓地出土了一件车饰,是一个高浮雕的铜人,断发披在脑后,背部剌有鹿纹,臂与小腿上也有剌纹;不仅如此,一件铜铖的内部也有一脑后断发的纹饰,这些无疑是“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的形象。文身断发内容的文物在南方出土的比较多,说明,文身断发是荆蛮人的习俗。这可有力的说明鱼氏是巴族,巴人是荆蛮人。太伯奔荆蛮自然是到了宝鸡吴山一带建立了吴国,这个吴后来被封到了东南方的无锡一带。因为古代吴、虞、夨通用,吴字省去口字又是夨,因此有学者认为夨国就是吴国。这又把太伯奔吴和夨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
如前所述,近几十年来,夨国文物在宝鸡的陇县,千阳,凤翔及贾村塬出土较多。与太伯奔吴有直接联系的是夨仲戈,这件戈出土于吴山下的陇县南坡村夨国墓地。前述虞、吴、夨相通,因此夨仲戈也就是“虞仲戈”了。这些夨国考古资料虽然涉及的问题较多,比如说其历史地理和族属问题,一直聚讼不休。但是,夨国在宝鸡的历史与太伯奔吴的历史事件相一致,这恐怕不是历史的巧合。
诚然,斗鸡台之戴家弯处在吴山之东南的陈仓山下的二阶台地上,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遗存都可以证明,商末周初,太伯这一支周王室族人来到了这里。除此之外,吴山脚下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同当时的戴家弯地区相比拟,起码现在,还没有一个地方出土的青铜器的数量、时代、规格上能与戴家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相
媲美。因为这是太伯奔到这里以后,周王室的成员遗留下的。因此,戴家弯出土大量的西周早期的高规格的青铜器就不足为奇了。
周平王东迁以后,斗鸡台之戴家弯地区又成了先秦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成了秦人营建都邑、养精蓄锐,不断向东扩大领地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实际上,早在秦人成了周人附属以后,秦人便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脚印。
西周初年的成王时期,秦人还只是西周一支很小的附属氏族。秦人的先祖以畜牧为业,如造父就是一个放牧驯马的能手。他曾为周穆王养了八匹骏马,周穆王在征伐西部戎族的战争中,有一匹骏马死于戴家弯以北陈仓山北部的马迹山上,后来就葬在了那里,所以,至今,那里还有葬马塚及其流传的故事。《辞海》说,非子“受周孝王召使,主管养马于千水、渭水之间”,这是说,周孝王知道秦首领非子养畜驯马的本领很很高,就在孝王八年,召来非子,把今宝鸡地区千河与渭河交会的大片夹角地带交给非子叫他为周王室养马。因为这里水源充足,气候温润,林草茂密,是非子为周王室养马的理想地带。秦人就这样凭籍周王朝的依托,在这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春秋前夕,西周王朝的统治已经十分腐败,周厉王独断拔跋,好大喜功,背信弃义,于公元前842年,竟攻打为周牧马在千渭之间的秦人,使秦人不得不从千渭之间的大片土地上退到西太丘(今日甘肃礼县一带),这不但使秦人失去了千渭之间这块宝地,而且造成西戎对千渭之间的不断侵扰,消弱了周王朝在西垂的防卫力量。最终导致了“周人暴动”。
平王东迁不但是周人历史上的巨大转折,而且也是秦人崛起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两件事都和以戴家弯地区为中心的宝鸡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秦襄公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并赐给岐以西之地,开始享国。秦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千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候。’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史记》上的这段记述是和前述非子(秦赢)在千渭之间的贾村原一带为周王室养马相对应,表明秦人又回到了先人非子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并且经过占卜,说这里是一个很吉利的地方,秦人成为诸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于是,便开始在这里营建都邑陈仓城。驰名中外的秦石鼓刻文中,对秦文公营建陈仓城有生动的描述。“千渭之会”都邑就是古陈仓上城,它的地点就在戴家弯附近,这个问题我们已多次论述,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里不再赘述。过了没几年,秦文公又在陈仓城附近建立了用于祭祀白帝的鄜畤,这个鄜畤的遗址虽然没有找到,但它在千河和渭河交会的戴家弯周围十多公里的范围内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又过了几年,秦文公在陈仓城北边的陈仓山坡上建立了陈宝祠,这个祠在秦汉700多年里之影响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它竟被列为国家之大典,以至于皇帝每年都要来这里进行参拜和祭祀。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都有明确的记述。陈宝祠的遗址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在戴家弯发掘时还尚在,苏秉琦先生他们当时就住在祠里面。显然,秦人享国初期的历史与戴家弯息息相关。
秦汉以后,随着陈宝祠灵魂的消失,旧日的“福祥”和“阳气”逐渐的摆脱出了秦文化中天神主宰意识的束缚,对陈宝祠的祭典也就时存时废,日渐衰落,祠址也就日渐荒凉。
秦以后,以陈仓城为标志的戴家弯地区在军事战略上的位置更加突出。楚汉时期,有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元年……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遂定雍地。东至咸阳”。说的就是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帅后,采纳韩信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派出樊哙、周勃率领万余士兵修筑褒斜栈道,摆出向斜谷关进攻的洋攻态势。项羽部将章邯得到这一消息后,就派兵在斜谷关地区加强防守。韩信则令肖何在汉中贮调粮粖,支援前方,自己率兵西出勉县,转而北上,顺着陈仓小道,突然围歼了章邯派驻今凤县留凤关的守军,直逼散关。章邯闻讯,惊惶失措,立即和其弟章平率军赶到陈仓城(上城)。这时,韩信的兵马已抵达陈仓城西,对陈仓城形成了兵临城下的威胁。双方交火后经过激烈的战斗,章邯最终失利,丢下陈仓城沿凤翔原东逃,至咸阳一带自杀。从此,刘邦遂平定三秦。古陈仓城所在地戴家弯及其关中地区,成了刘邦打败楚霸王,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的基地。
魏晋时期,魏军以陈仓城地区为中心,沿渭河布防,构成南来蜀军可挡,渭河上游可守的军事要冲。
《三国志·魏志》卷九记载:“(曹)真以(诸葛)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便命郝昭在秦文公当年所建陈仓城的下方又新建了一座防御功能更加完备的陈仓城,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陈仓下城。由于魏军事先作了充分准备,他们利用戴家弯的有利地形,修筑了非常坚固的城堡工事,第二年春天,诸葛亮虽然向陈仓城发起了进攻,魏蜀双方溃杀极为惨烈。诸葛亮出动蜀兵八万人马,围攻陈仓,而陈仓城当时只有千余魏军把守。尽管诸葛亮绞尽脑汁,什么云梯、冲车等当时最先进的手段都用上了,仍无法撼动郝昭。最后不得不采取填壕堑,挖地突的办法实施硬攻,但陈仓城内堑壕纵横交错,使诸葛亮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双方激战二十余日,陈仓城依旧在魏军郝昭手中。诸葛亮最终未能拿下陈仓城,以失败而告终。
一九三六年,北平研究院在此考古发掘时,就发现“各种箭头甚多”。党拐子当年在戴家弯的盗挖中,就出土了大量汉代的兵器,如弩机,铜矛,箭头等。此后的几次考古发掘中,也经常遇到此类兵器。这些都是当年战事的见证。
经过这次战役,陈仓城遭到了严重破坏,秦文公修筑的陈仓上城和郝昭修筑的陈仓下城几乎只留下了躯壳,户口无几。自晋末一度废县后,便存废无常,治无定所。隋时的迁治,唐时的易名以及后来陈仓山的被“搬家”(把渭河以南的鸡峰山当作陈仓山),使以古陈仓为标志的戴家弯地区那段极不平凡的历史被改变了原貌。最近,随着宝鸡市东扩战略的实施,市中心被锁定在了戴家弯,戴家弯的名字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戴家弯村处在斗鸡台地的中央。解放前村民多住在北坡下二阶台地的崖边一线,现在大多搬到了铁路以南。一九八三年,由于铁路的扩建,村子南边凸出的一大块平台,即“斗鸡台”隧道的上方已被挖掉,现在的村址已不是原来的面貌。原来村子所处的二阶台地上,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坡根下有泉水流出,灌溉方便。台地与渭河河床高差约二十多米,所以又无水患之忧,是人类十分理想的生活区域。秦的先世秦文公立国初年,经过占卜,就把都邑选定在斗鸡台,从此秦人走上霸主,实现了统一六国。秦汉时期,响彻海内外的“陈宝祠”之影响更是令今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西汉时期竟把祭祀“陈宝祠”列为国家大典,以致于皇帝每年都要来这里举行祭祀“陈宝”?苏秉琦先生把这称作一个谜,并寄希望于我们后世的考古发现来揭开这个谜底。
有人说,地处千河和渭河之交会大夹角的贾村塬(即陈仓山)是一条巨龙,“蟠龙塬”是龙头,桥镇的“龙尾村”是龙尾,戴家弯正好处在龙头之上,自然风水绝妙。历史的看,这不是今天人们杜撰出来的神话,早在神权统治的周秦社会,先人就是这样看中戴家弯这块宝地的,秦文公来到这里后,梦见一条大蛇(巨龙)从天而降,头至鄜地,认为这是天降神灵。司马迁把这堂而皇之的写入正史《史记》,流传至今,不无道理。具有深奥意义的“陈仓”、“陈宝”“龙川”、“蟠龙”“龙盘城”(不可考)、“卧龙”、“龙尾”如此等等,都是那个神权社会留给我们今天人的谜。只可惜,由于党匪的掠夺性盗掘,要揭开这个谜底的难度大大的增加了。
               三、盗宝的起因
戴家沟在原戴家弯村北的北坡上,沿沟边东侧向上,顶端是蟠龙镇的冯家崖村,沟的下口正对着戴家弯村的第六村民小组,一九五八年修建的宝鸡峡引渭渠,与戴家沟下端十字交叉,东西穿过,将戴家沟拦腰斩断。沟的上半部呈西北东南走向,宽度约五、六米不等。沟的半坡中央有一小溪流出,中间以下由于当年党玉琨的大规模盗掘,最宽处达百米,远看像是一个盆地。这就是当年党拐子盗宝的地方,.亦是北平中央科学院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曾先后三次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的所谓宝鸡斗鸡台戴家沟的“沟东区”和“沟西区”的分界线。
戴家沟东西两侧的缓坡地上,密集的分布着上至仰韶,下迄周秦汉唐,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堆积相当丰富。
.据当地农民讲,党玉琨盗宝之前,每逢雨季,戴家沟东西两侧的坡体经暴风雨的冲刷剥蚀,常有古代文物暴露在沟沿的断壁上。农民在犁地时,也常常发现文物,.当地老百姓把这些出土文物称作“宝”。.因为凤翔当时是西府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古董商铺也大多集中在那里,因此,这些出土的宝物多被卖到了凤翔。古董店铺也就成了西府军阀党玉琨经常光顾的地方和猎取文物信息的重要场所,一旦那里出了文物,消息很快就被党玉琨道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西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处在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混乱时期。这些大小军阀各自为政,扩充势力,而又军费严重不足。在此情况下,他们便大肆盗掘古墓葬,以筹集军晌不足,几乎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顽症。军界的三大“盗宝枭雄”靳云鹗、孙殿英、党玉琨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1917年至1928年,土著军阀郭坚,党玉琨盘踞在陕西的凤翔,岐山一带,他们不但以横征暴敛的手段搜刮民财,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而且在各派军阀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争斗,军晌自然就成了当务之急。 根.据曾在冯玉祥部下任职的陕西督军署参谋长刘骥先生提供的情况看,当时陕西境内驻军人数多达十万以上,而且大部分都是独霸一方,各自为政。这就造成了财政上的极大困难。各方只管扩充人员,上司只管分官,不给经费, 军晌粮秣远远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就在这种情况下,因冯玉祥肃清陕西地方武装势力有功,陕西督军闫相文电请上司,将冯的第十六混成旅,在不增加军饷、军械的情况下,改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因而军饷问题更加突出,财政困难更大。闫相文迫于财政压力, 内讧四起,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晚谋杀了郭坚,八月二十四日自杀身亡。郭坚死后,由其部属李夺驻防凤翔。党玉琨对李不服,迫使李于一九二三年离开凤翔,东调扶风、武功、礼泉等地。后由张振甲、范连泌先后驻防凤翔。.党玉琨在这种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中,于一九二六年二月率部进驻凤翔,夺得军权,自封师长,号称司令。.
党玉琨,祖籍陕西富平,生于1871年,自幼性格暴烈,但又江湖气甚浓,常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曾以经营毒品烟膏而敛财暴富。他早年混迹于东府大刀客杨生娃手下,因.械斗中伤及右股,成为“拐子”,号称“党拐子”。他在同乡有个莫逆之交武观石,此人知识渊博,对书画、碑碣、金石等古物鉴别能力较强,在本地有较大的影响。党玉琨在他的熏陶下,很快就入了门,并逐步的学会了辨识古董的一些常识,掌握了一些识别铜器等古玩之真伪的本领。他时常说,“古董为天下之宝,以之馈赠,可以讨对方欢心,以之出售,可换回枪枝弹药”。他盘踞凤翔,自称司令,为了壮大实力,扩充军饷,一方面采取横征暴敛的手段搜刮民财,操纵市场,开设“宝兴成”钱庄,以聚积钱财。另一方面则勾结古董商张九太,大肆进行盗卖文物的生意。一次, 党将一红色宝珠卖给上海文物商店,就换回大批军火武器,从此他便尝到了甜关,一发而不可收。他四处搜觅宝物,探听文物出土信息,然后在凤翔的灵山、陈村、宝鸡的竹园沟、斗鸡台、 贾村塬东坡的老虎沟和磷游等地盗掘古墓葬,大发文物古器之财,以解决军餉 、粮秣之不足。对党玉琨在这些地方的盗宝活动,我们在上述地区的调查寻访中,凡八旬上下的老人无人不晓,并且记忆犹新,深恶痛绝。
为什么党玉琨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宝鸡斗鸡台之戴家沟,并在此展开大肆的盗掘活动?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资料对此说法不一。但总体上看,都没有超出上述背景之范围。
我们在与当年曾参加过党玉琨在戴家沟的盗宝,后来又跟随苏秉琦先生在斗鸡台发掘的戴家弯村村民戴宏杰老汉多次交谈中,明显的感到党拐子在戴家沟的盗宝事件实在是一种必然的巧合。
这是因为,党玉琨盗宝是他的秉性、爱好和权势所决定的,不是一时之念。况且,他对宝鸡地区那里有宝物心中大概也已有了一个谱。而且在这之前不久,他已和他的军佐幕僚、驻守在虢镇的范春芳多次谈及到在斗鸡台戴家沟挖宝的事。正在这时,斗鸡台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长,在当地欺压百姓,私加税款,引起民愤。杨怕把事情弄大,不好收场,便抓住党拐子爱好古董的心理,通过党的部下张志贤去向党说情,寻求保护。同时,让张转告党拐子,说戴家沟村北的窑洞中经常出古物,轻轻用镢头一刨,便能刨出古物。这对党玉琨来说,无疑是一件特好的消息。党拐子得到这个消息后,在众随从的簇拥下,亲自到斗鸡台视察,并由杨万胜带路到戴家沟查看。这是促成党拐子在斗鸡台戴家沟进行大肆盗宝的直接起因。
戴宏杰在旧社会还算一个有文化的人,解放后曾在新疆公安厅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回家务农。他经历并参与了党玉琨的盗掘和苏秉琦先生主持的考古发掘。苏秉琦在斗鸡台发掘时,他被当作民工中的技术骨干,抄抄写写什么的,所以对考古中的一些常识有所了解。我们找到他时,他已八十高龄,但脑子记忆特好,对当时的一些主要人名都记的很清。对一些考古术语用的比较准确。对苏秉琦先生很崇拜,多次表白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一次苏秉琦先生。因此,我们认为他对党玉琨为什么要在斗鸡台盗宝的原由说的比较符合情理。这和我们在调查中所听到的杨万胜在整个盗宝过程中和党的关系,以及所起的作用和角色,可足以证明这一点。
                四、盗宝的经过 (接下)(接下)
 楼主 发表于 2007-5-2 17:22:02 | 显示全部楼层
斑竹先生:此论坛发帖大小限制是多少?我上面只显示了半截内容呀?这个帖子内容较长,约有8万字,有头无尾不好,请斑竹删掉。
发表于 2007-5-2 20:37: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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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5-3 09:36:5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以为是帖子太长了发不上来,后来分段往上发依然在固定处中断,原来是这里有一个造字,本论坛不认,把这个造字取掉后,就发上来了。
 楼主 发表于 2007-5-3 09:46:33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盗宝的经过
在调查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很注意所挖出器物、墓葬的情节,力求能够弄清其单位的组合,及去向等。着力在最先发现、看到和文字记录上下功夫。但党毕竟是以盗宝为目的的掠夺和破坏性的盗挖,而且事情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因此,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虽然参与挖宝的亲身经历者提供的情节非常动人,但又缺乏考古上的逻辑性。然而,弃之不用,就很难反映出这次盗宝的真实,也有悖于我们这次调查的初衷。因此,我们除把经过整理,比较接近科学的部分在“所盗器物概述”一节中单独介绍外,基本按调查所获的原始材料在本节中予以叙述,以供大家去甄别。
一九二七年秋收后至一九二八年夏收期间,大规模的盗宝活动在戴家沟两侧全面展开,盗挖的主要地点在戴家沟以东的坡地上。
党玉琨派遣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任命时任凤翔“宝兴成”钱庄经理的范春芳(?)具体负责,买通经常活动于宝鸡一带的西安古董商郑郁文(此人解放后曾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为指导,分派其卫士班长马成龙(绰号大牙)、刘差官长(音,当地人称呼他为柴官长)、蟠龙人张福、八鱼乡长白寿才为大小监工头目,主持挖宝活动。并对登记和记录的人员都作了具体分工,要求把每个墓出土的器物件数登记准确。指挥部就设在乡长杨万胜家中。
前来挖宝的人,开始由斗鸡台周围几十里的乡村强行派遣,后来扩大到凤翔、岐山、眉县,总计约千余人上下。这些人,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戴家沟东西两侧的坡地上,轮流挖掘,使戴家沟上上下下到处都成了挖宝的人。挖宝期间,斗鸡台热闹非凡。据当地老人讲,光大戏就唱了三个月,请西安、岐山、眉县等地的戏班子陆续演出。会场上卖吃食的,摆散货摊的好不热闹。足见盗宝之猖狂和规模之宏大。
挖宝初期,上的劳力并不多,按杨万胜提供的线索,先在沟东边坡体靠下的一个窑洞中进行的。挖了不多大功夫,便挖出青铜器,还有陶灶、铜镜、铜钫等,似是一个汉墓。后来在另一处又挖出一件器物,经郑郁文辩认,说是觯。继续挖掘,又挖出一件鼎和一件簋等。还在一个坑内挖出一个大鼎,内置一个小羊羔的完整骨架。
约在十二月底(当为古历),挖出一个大墓。这个大墓是我们调查中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与斗鸡台盗宝有关的资料中的说法不一,但其“大”这一点却是共同的。这一点还被当年参与盗挖的当事人所证实。
这座大墓位于戴家沟东的一处台地上,顶部呈穹窿状,墓室基本上为正方形,边长约有二丈六、七,深约一丈五、六。墓室已经坍塌。棺椁置于墓室正中偏北,长约六尺,宽约三尺左右,棺下的四角隅饰有蹲虎铜座,底部铺有芦席,芦席底部有一层很厚的硃砂。棺内置放有玉壁、玉璜、玉瑗等玉器,椁外两侧有殉人。棺椁四周堆满青铜器,约有六、七十件之多。据担任记录的马午樵先生的记录看,这座墓被编为十六号坑(墓),为六鼎三簋等级的墓。出土鼎6件、簋3件、鬲4件、甗2件、尊1件,爵2件、觚1件、卣2件、方彝1件、觯1件,盉1件、盘2件、大小禁各1件、铜铃9件、大刀1件,共计38件。另外,还有戈、矛、等兵器和玉器未计算在内。著名的“周公东征方鼎”(《×方鼎》)就是出在这座墓中。从担任记录的另一位叫杨紫梁先生的记录看,这座墓似乎是七鼎四簋,两个记录员的记录略有不同。总之,这座墓是党玉琨在戴家弯墓地的盗掘中发现器物最多的一座墓。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墓室的南部发现的青铜禁,当地老百姓都把它叫作“铜桌子”,对大家的影响最深。最大的“铜桌子”上置有方鼎、尊、觯、觚、爵、卣等铜器十多件。较小的一件“铜桌子”上置三件铜器,中间放的是一件卣。据郑郁文先生回忆当时铜禁的出土情况时说
“党毓琨在斗鸡台先后盗掘铜禁三件,均在当时依次送回凤翔城,由我来清洗登记。三件铜禁中最大一件出于圆形大墓,陈放于墓室棺椁之南部,大致长约四尺,高约一尺,其上陈放有鼎、壘、壶等。另外两件铜禁虽形制较小,但色泽远胜过大铜禁,出土时间在一九二八年之春季,其中一件被塌坏变形,颇难修整。这两件铜禁均长约三尺,高约一尺,上面放有壘、爵、圆鼎三件器物,圆鼎外施夔龙花纹。上述三件铜禁桌案上均有凹下之套隼,用以搁放器物的足部,各器物内部均有铭文,尤以大禁之上为最”。
还有的知情人说,铜禁在出土时正中放着是一个方鼎,两侧是两个觚,觚的两旁又是两只有梁的卣。
在墓室的东侧有一壁龛,内置青铜车辇,器高4尺左右,四轮的前两只较小,后两只较大,车辇的后部插一伞。这种辇车在秦人早期的活动区域甘肃礼县的秦公墓地和陕西陇县边家庄秦墓地都曾有发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大墓内有用硃红色颜料画成的壁画,壁画虽然有脱落,但大体完好。壁画的内容,有的说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有的说为一群牛,牛有的呈卧姿、有的呈立姿,牛群中似有一人。山为整齐的大小三角状。牛羊为粗线条勾勒出轮廓,身体部位也不大皆调,但头部神态逼真。郑郁文的回忆材料中说,这些壁画是先把水牛角劈成四片插入墙壁上,再用竹根横绑成骨架格子,以生丝编缚。继之于骨架上用灰漆涂抹成凸出墓壁的悬塑。西侧的墓壁上为宫殿、楼阁、房舍以及人物故事等,宫殿阙门外依次有跪坐站立的人,跪坐者身边有伞盖之物。东墓壁和北墓壁绘有山峁、绿草图案,并有骑马及车辇队伍,前后有狗、羊、牛、等动物。壁画和壁塑均设色,以朱红为主调,墨、白、紫各色次之。
我们对这个墓的壁画很是怀疑,因为从这个墓葬出土的器物来看,时代当为周墓无疑,但周墓发现壁画的情况在考古中还未见到。咸阳发掘的个别东周墓葬中似有这种情况,但这座墓出土的器物时代都在西周早期,时代相去甚远。当然,带有穹窿顶的周墓还不曾发现。总之,从考古学上看,疑点很多。但当时担任记录的杨紫梁先生的记录中也确实是这么说的,当时参加盗挖的民工,包括戴宏杰老先生在内都这么说,这是我们调查中百思不得其解的。
不仅如此,须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从杨紫梁先生的记录中还看出,这座墓有墓道。但墓道的详细情况看不出来。后来我们和戴宏杰老汉交谈中,反复核实这一点,他的记忆中,这座墓确实有墓道,在墓的南边。这点从郑郁文先生的两处不同记录中都可以得到比较一致的证明。一是他对这座墓室壁画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墓室的西、东、北三面均有壁画,唯南面没有交待,说明南壁没有壁画,当有墓道。二是一九六五年他和刘安国先生关于铜禁的一次谈话中说,“铜禁中最大一件出于圆形大墓,陈放于墓室棺椁之南部”。说明铜禁是置于墓道入墓室的地方。如是,这座墓的规格就相当高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考古资料中,在西周墓葬中还未发现有带墓道的墓。在殷墟考古中有这种情况,但那是“王”一级才能有的墓葬等级。不过,从斗鸡台戴家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时代和等级来看,出土器物的等级和墓道的等级是一致的。
这座大墓的旁边还发现车马坑和祭祀坑各一个。车马坑内挖出一体形较大的青铜车马,光车辖的长度就有1.5尺左右,上饰有半圆形回纹。按照这种描述,其大小不逊色于秦俑的铜车马。马骨已经扰乱,数目不清。马坑的北边有铜戈、矛等兵器十多件,戈上有“父□”铭文。祭祀坑内发现有一大鼎,内置羊一只,羊的骨架保存完整,黑毛依稀可见。鼎高17.5寸,口径12.5寸,有铭文五行,每行八字,有“毛伯内门”等字。同出的还有玉圭、玉壁、玉琮等玉器。
 由于党拐子纯属掠夺性的盗宝,所以就严重的破坏和扰乱了文物的组合关系,给如此重要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性质的确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根据调查资料分析,挖出的宝多为墓葬中的随葬品。经过把我们调查所得的资料与郑郁文提供的最原始的资料对照,可证党这次在斗鸡台戴家沟所盗挖的墓葬至少有五十多座。这些墓葬的盗掘中,虽然有人作记录,但他们并没有多少考古知识,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所盗文物的流失,使所盗挖的宝物有一个数字,便于向党玉琨交代。虽然党拐子要求他们要准确登记,但我们不能排除乱记错记的可能。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我们研究这批资料的最可靠的材料。这些材料中,把“墓”记作“坑”,我们现在把它统统改为“墓”,编号中贯以“M”)。这五十多座墓葬中大概能看出组合的有:
六鼎三簋墓一座,M16,杨紫梁记录中记作M15。
四鼎一簋墓二座,M7、M10。“白作宝彝”出自M7;“雨”氏器出自M10。记录说此墓器物不全。
三鼎二簋墓二座,M9、M11。以鸟和树作族徽标识的器物出自M9;“爻”氏器物出自M11,此墓还出有白玉圭。
二鼎一簋墓一座(或二座)M5、M12。“∧”氏出自M5;戈氏出自M12。
一鼎一簋墓四座,M6、M3、M4、M13。“亚”氏出自M6;其它三座均无族徽和铭文。
一鼎墓二座,M1、M2。
上述13墓中出土的鼎合计只有28器。光我们从照片册中落实的鼎就有34件,显然,不论是墓葬情况还是器物数字,遗漏肯定不少。根据郑郁文先生的说法,这次共挖出青铜器就有千余件之多,其中完整的有740多件,如是这样,那就差距更大了。
这些墓多集中在沟口东西两侧的缓坡地与比较平坦的二阶台地接壤的地方,尤以沟东近坡根处较为密集,再向上和向东的范围处不多见。这些盗掘的地方,在一九五八年修建宝鸡峡引水渠工程时多已改变原貌。
掠夺性的盗掘,也极大的破坏了这批珍贵资料。当时挖到的铜器和玉器等都给予保留,挖出的陶器,不是随手扔掉,就是打碎。正如苏秉琦先生当年在《斗鸡台发掘报告》中所云:“陕西地下如仰韶期之红陶、灰陶,虽不少概见,而带色陶片,在考察范围之内尚不多有,而斗鸡台则因前数年党玉琨之发掘毁弃,地面上石器碎块,带色陶片却时时可遇。”
党玉琨的盗宝活动,不仅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且因为所盗宝物的的丢失和被盗、被抢,很多人成了嫌疑对象遭受严刑拷打。当时,这么大的盗掘场面,挖宝的人都来自周围十里八乡的,互不认识,宝物的安全自然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尽管党玉琨严加防范,将挖出来的宝物临时集中存放在乡长杨万胜的家中,不许人随意看,夜间有专人看护,但是还免不了不出问题。转移私藏的,偷盗的,抢劫的时有发生。一次,因挖出的宝物被土匪抢劫,好多人因此被致嫌,还差点冤死人命。杨万胜家中有个雇工叫杨冬满,他也参加了挖宝,自然就有他亲手挖出的宝物也放在杨万胜的家中。后来这些宝物被夜间看守杨根深偷走远逃他乡。党拐子的手下怀疑是杨冬满干的,于是便将他活埋。幸亏杨冬满的哥哥及时赶到,把杨冬满从土中刨出,才幸免一死。还有一农民对党拐子这帮盗墓行为极为不满,被党拐子知道了,便命令贺玉堂残无人道的把这位农民的额面肉皮剥下垂遮眼睛,用铁钉钉在了宝鸡东城门上,被活活折磨死。当时在挖宝的群众中流传:“凤翔范春芳,宝鸡贺闫王(贺玉堂),杀人不眨眼,倾家又荡产。”反映出人民对党拐子确实深恶痛绝。
那些挖宝的农民都是被抓来的。他们自带干粮,工具。家距戴家弯稍近一点的,还允许回家食宿,那些远道来的都是星夜启程,日暮而归。再远的,只得带足干粮,夜里或借宿在村子的庄户屋檐下,或露宿在崖根的破窑洞中,日子相当艰难。他们非但拿不到工钱,动不动还要挨监工的打骂。特别是那个绰号叫“大牙”的监工十分凶残。据戴宏杰老汉说,一次,他上工晚去了一会,大牙就叫他头顶胡基(土坯),跪在地上,这还不算,后来又打了他一顿,才放了他。蟋龙村一农民被怀疑私藏了宝物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寿村一位叫杨武的一次未出工,被押了十天,后来送给监工张福二百斤油菜籽,才被放回。当时挖宝的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大牙来催工,鸡犬不安宁,壮年顺墙溜,老人发叹声。”足见党拐子为了挖宝,弄得宝鸡不得安宁,群众怨声载道。
              五、所盗器物及资料流传经过
这一部分虽是我们调查中最重要的,然而,也是调查中难度最大,最难弄清楚的。在各种传说和纷杂的资料中理出一点头绪来确实须费一番周折。
党玉琨所盗斗鸡台戴家沟之文物虽然经过的人手和流传的渠道很多,但最终的结果表明,经过党玉琨——宋哲元——肖振赢这条线和斗鸡台——凤翔——西安——天津这条路,把大部分珍贵文物都买到了海内外,主要是日本、美国和英国。
党玉琨把挖出的文物先在杨万胜家中暂存后,尔后陆续运回驻防司令部的所在地——凤翔周家大院。他一方面在对这些刚刚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包括简单的清洗,辩认,照相(有的资料说最初的照相是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间在凤翔进行的,这完全有可能,但当时盗挖才刚刚开始,整个挖掘是次年麦收前结束的,那座大墓也才是当年十二月发现的,因此这个时间的照相只能是一小部分,与后来流传于世的照片关系不大)。另一方面,围绕这些出土的珍贵宝物的销售和分脏的争斗也就开始了。
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势力纷争,党玉琨为了保全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听从参谋长曹耀南的建议,积极与远在南阳的岳维峻拉关系,求其支持。让郑毓文从挖出的宝物中挑选出鼎、簋、卣、斝各一件,并附信派人送给岳。岳收到党玉琨送来的宝物后,立即指派一名副官率一排武装化妆成便衣,经河南卢氏县、陕南商洛一带沿秦岭进至宝鸡,送给党玉琨手提机关枪二十挺、水机关枪十挺、山西造圆盘机关枪与各式子弹若干,南阳产丝绸数十匹。并带给党亲笔信一封。信云:
宝珊师长我兄大鉴:
别来无恙?春轩、耀南、怀芝并各兄均好。前送古物鼎、簋、卣、斝并手札一纸均收悉,谢谢。
兄于戎马之中,酷爱鉴古。闻斗鸡一地多有古物出现,此皆吾兄之功矣。今弟率各部盘桓出关,实皆不得己之事。望兄万勿轻举妄动,死守凤翔以御外侮!如能为陕军保一食之地则万幸也!
              弟岳西峰拜启
党玉琨收到岳送来的武器及书信物品后,又把斗鸡台挖出的一部分古玉器和银元五千,装在五口皮箱内,让岳的副官顺原路带回南阳交给岳维峻。
党玉琨还把一小部分古物送给部属,友好以及上司。如送给贺春轩玉戈一件,送给刘乐天料鱼片两个,送给韩清芳白玉炉一件。贺春轩在接受党玉琨的馈赠后,劝说党把挖出的铠甲、戈、矛、鼎、彝之器送给冯玉祥一部分,遭到党的严词拒绝。党与冯的这种不和,后来成了遭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的古董商也把目光放在了凤翔。如西安的古董商苏少山,上海的古董商钱锦涛等得到党玉琨在斗鸡台挖出大量宝物的消息后,都是最先赶到了凤翔,至于他们是否成交,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党还频频给僚佐和上司馈赠古物。这又引起了妻妾,亲属的不安。其三姨太马彩凤之父马应珍见状,力促女儿串通并收买负责在斗鸡台盗宝的刘差官长,把四件铜器,包括一卣、二鼎、一觚装入木箱,偷运至娘家。这件事被党知道后大发雷霆,除对刘差官长拘押拷打外,又派人至龙单村搜交全部古物,酿成一场不小的风波。这件事很快又被党的二太太——卫队团团长张彩霞、绰号“小白鞋”知道了。 “小白鞋”虽女辈之流,可谓女中豪杰,骑马持枪,悍同其夫,名为党拐子二姨太,但其行为放荡不羁,实际与党分住两处,与名旦张贵民长期私通,党拐子拿她也没法子。为此事,“小白鞋”来到周公馆与党拐子大闹,逼党给她一部分古物。“小白鞋”得到这些古物后不久,张贵民病故,她便将这批古物连同银元、烟土一起运走,分别埋葬在高陵通远坊天主教堂、富平党荔堡、到贤镇西仁叉坊东王堡、界首北堡等地。还有人说“小白鞋”把极其珍贵的古物秘藏于张贵民的墓中。
宋哲元攻克凤翔城后,“小白鞋”被俘,宋逼迫其交待出了藏匿古物的地点,尔后顺藤摸瓜,寻找到了青铜甗、玉佛像等,另外还找到装满银元的板箱十余口。在确认“小白鞋”所知全部藏宝线索被勒索净后,宋哲元即命军法处公开审讯这位女匪首,以盗挖圣贤坟茔等罪判其死刑,立即执行。
嗣后,宋哲元还在党拐子的老家党荔堡也进行了搜查,因党的家人早已得知消息,致使搜查无果而终。但过了几年之后,党拐子的养子通过其父,把一件铜匜卖给了一位叫胡景铨的,得现洋两千元。解放后,党拐子的表弟又把一件古灯具和部分玉器买给了古董商,获价购得土地数十亩。
党玉琨对与妻妾和家人在古物上的纷争遭遇忧心不已,为妥善行事,他在积极寻找买主的同时,又多次和心腹贺春轩密谋,大约在挖出大墓后不久,即当年冬天,遂把最精致之器物秘密埋藏于凤翔城内某地。贺春轩在解放后的回忆中说,这次埋藏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中秘密进行的。地点是在一处空院内的防空洞内。该洞漫道长约百米,顺漫道下去,于最深处一侧洞壁上再凿暗洞一处,计将斗鸡台所掘大铜禁上十一件珍贵器物全部藏于此,次日黎明后再命兵士把这处防空洞全部用土塞实,不留任何蛛丝马迹。宋哲元攻克凤翔城后,特委托师长赵登禹在凤翔城内四处寻觅党拐子藏匿之文物,捉拿郑毓文,想从郑的身上得到藏匿地点,但郑对党的藏匿地点一无所知,致使赵部四处盲目开掘。最后在城内一家鱼姓住户的石榴树下挖出一个特大的鼎以及其它器物才草草收场。显然,这不是党当初在凤翔城内所藏的青铜器。近几年,社会上有传说凤翔城某一院内有铜器窖藏,但一了解,却往往又成了雾中花。不过,这确须考古工作者密切关注。
不过,发生在凤翔城里的这些,只能算作是党玉琨所盗斗鸡台戴家沟墓地珍贵文物流传经历的的序幕。有据可依的这批资料的结局似乎与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围绕这批文物的真正战斗和趣闻是从冯玉祥和宋哲元围攻凤翔,聚歼党玉琨开始的。
党玉琨在凤翔的为非作歹和在斗鸡台戴家沟的大肆盗宝活动早已引起冯玉祥和宋哲元的密切关注。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冯玉祥部遂集结重兵向凤翔发起进攻。宋哲元八月三十一日亲自到凤翔督战,他一面彩取攻心战,向城内党部喊话,限三日投降,同时组织力量进行强攻。双方激战数日后,党部渐觉不支,派师参谋长李怀芝等人出城言和,声称冯军一旦后撤,愿奉上至好古物财宝以表诚意。宋哲元虽是接见了使者,但丝毫不给党部情面,并要贺玉堂把党玉琨缚来见他。李怀芝等面对拙拙逼人的宋哲元,还是慌言道,党玉琨已携大量文物古器去上海多日,城中军事由贺玉堂主持。宋哲元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城中古物宝器既已运走,还有什么资格来求和?”足见冯玉祥、宋哲元和党玉琨的凤翔之战,争夺斗鸡台之宝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党见求和无望,遂决一死战。九月三日凌晨,宋部向党部开始强攻,选择凤翔城的东南角实施爆破,早晨六时爆破成功,巷战一个多小时,党部被全歼,党玉琨被击毙,党的二姨太“小白鞋”被活捉。战斗结束后,宋哲元率亲信抢先占领了党玉琨存贮古物的周公馆,光在这里就搜出珍贵的青铜器四十多件,有鼎、簋、彝、壶、卣、尊等,这些全部落入宋哲元之手。张维玺部见状颇为不满,率部抢占了党的司令部仓库,也控制了部分古物和大量银元烟土。他正准备把这些珍宝和银元烟土偷运到老家山东馆陶时,不意被宋哲元发觉,并被告到冯玉祥那里,冯当即采取措施,派出武装在潼关附近将此截获。随后对张进行了严惩。
围剿党玉琨的战斗结束后,宋哲元把所获的部分文物在凤翔新城四面亭内展览了一天。随后留赵登禹师驻守凤翔,令军法处长肖振赢率兵,动用近百辆汽车、骡马车装载古物、银元、烟土等,回归西安。
宋哲元凯旋回师西安后,受到了西安数万市民的热烈欢迎,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前来采访。宋哲元以陕西省主席的身份向报界介绍了凤翔战事的概况。除战况外,他所说的“另缴获党拐子古物、银元、烟土颇多,其中古物约计四十余件。此四十余件古物,大多数均为铜器,现存省政府,编号封存,拟以半数送中央,半数保存西安”的消息,令西安民众目瞪口呆。因为市民们亲眼看见宋回归西安时的车队盛况,不相信缴获党拐子的宝物只有四十多件。于是,《小言》报立即在第四期上发表孟园梧先生撰写的《党跛子的古董癖》一文,对宋哲元的谈话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文章说:
“党跛子所掘的周秦古董,其中宝鼎就有二十多个;里边有一鼎上铸有一千七百多个字的长文,名贵极了。外国商人只看了一下拓片,就愿出七千元收买。后来党跛子只卖了一小部分,换了一些枪炮,余下最珍贵的一百二十多件,宋哲元打开凤翔,把这些宝物装了三、四十个大木箱,由一百多名民夫抬到西安来了。”
这些新闻报导虽然带有炒作和不实之处,如说“一鼎上铸有一千七百多个字的长文”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其它的情节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差不多与此同时,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也为党玉琨在宝鸡斗鸡台所盗文物之事向陕西省政府发出急函;
顷据报载党毓昆在凤翔境内掘出古代铜器甚多,现尚有完整者四十余件,已由贵府保存并拟俟整理事竣将一部分送京陈列等语,具见维护国家文物之至意。惟查上项古物出土既属同时同地,品类或相连属考据,可资互证。虽古物之征往往足补史乘之阙,具完整者固宜保存,即残毁者,亦不宜弃置。务望贵府饬属妥为保存,勿使分散。并请将该项物品目录暨拓片、照片惠赠□□全份以备查考。是所切盼。顺颂公绥!
《陕西国民日报》等报也围绕党玉琨在斗鸡台所盗宝物纷纷发表消息,造成了强大的声势。使宝鸡斗鸡台戴家弯的名声为之大振。
这之后,这批文物的去向和资料的传播就成了焦点,这也是我们所要调查的重点。党玉琨在戴家弯墓地所盗文物绝不至四十多件,运到西安的也绝不像宋哲元说的只有四十多件。这之前虽有馈赠和走失,但大部分应该说被宋哲元运到了西安。党玉琨得到这批珍宝后,为了避免妻妄之间的争夺纠纷,确实藏匿了一部分,但其藏匿的地点别人很难弄清。
据罗宏才先生所获取的资料中说,这批文物到了西安之后,宋哲元请了当时西安最有名的一位姓黄的照相师来新城为这批文物照了相。并三令五申的嘱咐老黄不得向外泄露任何秘密。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宋哲元是在这批文物上做了手脚和下了功夫的,这自然包括所缴文物数字的隐匿。不然何必那么要黄氏保守秘密。
宋哲元得到这批文物后,先是送给上司冯玉祥一些,其中水鼎(当是雨鼎)就是解放后由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其余都归宋哲元所有。宋离任陕西时,由宋哲元的小老婆和萧振瀛(当时赴任天津市长)带到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
倒卖是宋哲元的主要目的。据西安古玩商刘汉基回忆说,宋哲元让心腹萧振瀛寻找出路,曾有京、沪的古董商前来看货。这都有可能,但从以后这批文物陆续浮出水面的情况来看,天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聚散地,因为宋哲元的家不但就在那里,而且直接接管并运送这批珍宝的萧振瀛后来又去天津当了市长,这批珍宝中的铜禁就是在那里浮出水面后被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因此,我们始终把天津这条线当作重点。
这批文物到了天津后,萧振瀛通过天津的古董商,把一部分卖给了国外。日本学者梅原未治先生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天津冯玉祥(应为宋哲元)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森氏藏的告田觥(现藏在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显然,戴家弯的这批珍宝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从天津流传到了日本和美国的。这一点,被陈梦家先生解放前在美国讲学时所见到的给予证明。陈梦家先生当时把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和古董商那里所能见到的中国殷周青铜器都拍了照片,拓了铭文,记了尺寸,并考证了来源。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到党玉琨和斗鸡台。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编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图录》中可以看出,美国大都会等博物馆,光收藏党玉琨盗掘的宝鸡斗鸡台戴家沟之青铜器文物就达22件之多。现流入美国的许多青铜器,如鸟纹提梁卣等,都是我们宝鸡斗鸡台之戴家弯出土的。现存日本和英国的许多中国青铜器,也是这样,有的还注明出自中国陕西宝鸡。但对其是如何流出的却很难找到准确的依据和文字记载。在对这些流落到国外的青铜器进行研究中,对党玉琨盗宝的这段背景我们绝不能忽视。
不仅如此,那次在斗鸡台戴家弯出土的西周夔纹禁,戏剧性的在天津整整隐匿了近四十年后,终于一九六八年由天津市文物管理处从宋哲元之弟的小老婆王玉荣手中找到。原来这件我国唯一收藏的禁,未被萧振瀛卖掉,一直存放在宋的家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哲元死在四川,日军抄了宋的家,这件青铜禁和其它文物落入日本军手中。后来,宋哲元的弟弟通过种种手段,又从日军手中要回了这些文物。一九六六年“文革”中,王玉荣把铜禁藏在房子中的夹壁墙之中,才得以保存。后来被天津博物馆收藏。看来这件国宝就是萧振瀛从凤翔带到西安,再从西安带到天津的。但是,刘安国从西安北关弄到的那本照片册中,并没有这件铜禁。这就说明,宋哲元当时要么并非是给所获的宝物全部照了相,要么是有意隐瞒了一部分。
除此之外,斗鸡台戴家弯墓地出土的这批文物绝大部分下落不明。
现在我们所获的斗鸡台戴家弯出土的这些文字和照片资料基本上都是来自宋哲元当时装订的那本册子。对于宋的这本册子,我们力求能弄到最原始的或是最初的。我们了解到的是文物抵达西安后,先让芦真照相馆对所有文物一一进行了拍照。罗宏才先生说是到了西安由宋请一位姓黄的照相师来新城照的相。这都有可能,不碍大事。我们也同意罗宏才先生说的流传在社会上的这批文物的照片恐怕不至一套。但对最先的照片是“在一九二七年九、十间”拍照的说法不大赞同。因为当时盗挖才刚刚开始,集中出土重要文物的那座大墓也才是十二月挖出的。具备“装订成册”条件的,恐怕不是党玉琨,而只能是宋哲元了。如前所述,这都是无关紧要的。
宋哲元将所装订成册的文物照片未带出陕西。这就是党玉琨在戴家弯盗宝所留下来的唯一的珍贵资料。然而,这批文物照片的流传险历竞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这批文物照片共五本,都象字帖一样裱糊好了。最先由一位农民在西安市北关拣到,并拿到钟楼北边的一个叫王子善的汉中人开设的古董店出售。王嫌其要价太高不要,又推介给南院门一家古玩店。这时,被从此地路过的中山中学教师刘安国碰到,刘还翻看了一下,对里面的恐龙蛋化石影响很深。回到家中,刘安国一夜没有睡好觉,深为白天没有购得这些照片而遗憾。第二天,刘得知王子善的儿子在中山中学上学,就让他打听看这些照片是否还在。听说南院门那家古玩店尚未将照片出售,刘安国即托王子善介绍,以八十万元把这些照片买下。时至1945年,刘安国请书法家刘自读先生题写《右辅环宝留珍》。并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留有文物拓片的薛崇勋先生辨识。并在照片册卷首叙记:
“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1945年)乙酉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薛崇勋先生对当年党玉琨在斗鸡台戴家弯所盗文物之照片的认定至关重要。因为他是当年宋哲元所邀去对这批文物进行鉴定的关键人物。薛在鉴定时,临时用墨盒里的墨汁还对一些有铭文的打印了拓片,共27器,35纸(其中有重复者),铭文大多为一至三字,最多的十几个字。这些照片和拓片的相互补充,使得这份资料更加完善,其考古价值,比所有社会上的传闻,包括当时新闻报界的抄作,要准确的多,期价值不言而喻。这竟成了党玉琨在斗鸡台戴家弯进行大肆盗掘文物的最珍贵的资料。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还有一部分照片,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流入美国,约在1935年或1936年的时候,禁的照片及其余15件铜器的照片又从美国传回中国。而且证实这件禁的照片就是在西安拍照的,但五本图录《右辅环宝留珍》中确实没有禁的照片。这个情节可能与吉鸿昌将军那个时候去美国有关。
刘安国曾当过咸阳市副市长,后调省文史馆工作。他虽然很酷爱文物并潜心研究,但终因种种原因,没有机会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直到一九五四年,他才根据薛崇勋先生的意见,将五本文物照片中的铜器部分择出,撰成《雍宝铜器小群图说长编》,并油印成册,考虑正式发表。这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分别托石兴邦、郑振铎等人把油印册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先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先生过目,设法编辑出版。第二次,刘安国还从薛崇勋那里征得原始拓片30张,一同带到北京,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这批资料终未能正式出版。
在北京期间,唐兰、陈梦家二先生对这些照片进行了翻拍。陈梦家先生解放前曾在美国就了解到党玉琨在斗鸡台盗宝的一些情况,因此他对这批资料就格外关注,还作了《笔记》。“文革”期间,刘安国和薛崇勋两家均被抄,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和拓片不幸遗失。
一九八三年,刘安国先生对这批照片资料有一段回忆:
抗战期间,我于西安北大街见乡人王子善持五大套照片图册出售。略一翻阅,除大量铜器、石雕佛像、少量石瓷之外,驼鸟卵化石赫然夹杂其中,注为神话之蛟卵,并由刘自读先生题册签曰:“右辅环宝留真”。余曾清杨锺健先生过目,经鉴定为驼鸟蛋化石。解放后,余在陕西文教厅文化处担任文物工作,始析出铜器百余件,并辑此《长编》。后由武伯纶转郑振铎、王治秋两位看过,并证得薛定夫先生保存之原始拓片三十张,一同带到北京,临行时告我:“稍加整理即予出版”。之后,郑出国逝世,即由文化部将原件发还。不久,唐兰先生来信又索去,经段绍嘉先生托人口头转余:此物已全部照了相,出版后不付稿费,只送余与薛先生一、二十部图册,当时薛已去世,余亦不多计较。跟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此议即作罢论。且将图(拓)片还我。不幸的是“文革”中连同原有的照片被全部抄去,后累经索取,均未发还。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和一九八八年,我们去西安两次拜访了刘安国先生。当时刘已93岁高龄,他对“文革”中这批原始资料照片和拓片不知流落何处而深感遗憾。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吴镇烽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唐兰先生之子唐福年处寻到了当年翻拍的部分照片,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先生的帮助下,找到了陈梦家先生当年翻拍的照片和所作的笔记。遗憾之后值得庆幸。
我们把调查所获的这些资料经过初步整理,一九八八年秋在去西安开会之机准备让吴镇烽先生对断代问题进行指导。不幸在西安南门外换乘时被小偷连包盗走,经与公安部门多方联系,未有结果。使这份珍贵的资料又多了一个流会渠道。真是追悔莫及。看来这批资料备受艰辛。
 楼主 发表于 2007-5-3 09:57:36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注:由于本文有许多造字,本论坛不认,所以“第六节、器物概述”从略。
              七、留给后人思考的问题
一、戴家弯墓地的时代问题比较明确,这一点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难题。
党玉琨在宝鸡斗鸡台戴家弯是一次掠夺性的盗掘行为,严重的地扰乱了这批资料的组合关系,影响了它的科学性,给戴家弯墓地的文化属性,年代确定以及这些器物所反映出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纵观这批器物,对其年代的确定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一是所盗器物数目巨大,时代特征比较一致,而且特点比较集中。几件仅存的铭文所反应映的时代都在西周早期,如标本毛伯鼎(D·28·009),可以肯定的说这件器与文王之子毛伯有关,时代当在周初;“周公东征方鼎”((D·28·024))所述的是周公东征凯旋回归后在周庙举行祭祀的事,时间亦在周初;“鲁侯熙鬲”这件器表明器主是周公的孙子鲁侯熙,时代还在周初。这就从铭文上为戴家弯墓地的年代提供了依据。不仅如此,这批器物中的绝大部分,不论是从造型风格、纹饰特征还是器物流行的时代特点上,西周初期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和突出。调查记述中的玉器器种,如玉琮、玉璋、玉圭等,料器中的蛤蜊,贝币等,咋眼一看一听,都能给人以“西周早期风格”的感觉,毫无牵强附会和造作之感。另外,这批器物时代特征上的前后过度和衔接也十分自然。比如说,在西周早期往前,还有一小部分商末周初时候的器物,在周初之后,还有一小部分早中期之交时的器物。西周晚期的器物几乎看不到。这就从数量比例的总体上去判定戴家弯墓地的时代,比一些个例或是为数不多的考古资料上去断定时代还要准确些。如此集中的特点,是一般的较小规模的考古中不曾具有的。
二是这批器物中还有一些春秋时期乃至战国到汉代的器物,这些器物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时代特征也很明显,与已有的考古资料作比较,打眼一看就可知是春秋、战国或是汉的器物。虽然组合与墓葬的关系不清,但也无须从考古类型上去寻找依据和作比较。如标本蟠螭纹(D·28·033)这类鼎,只有在春秋早期才盛行。其它调查材料中所说的体形特小的金器凤形鸟、虎佩饰等,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只有在春秋早期的墓葬中才有发现,这类金器绝不可能和西周早期之青铜器共出,春秋以后的各代墓葬中虽有金器出土,但绝不会有这种风格的造型。大型建筑构件青铜釭,只有秦雍都凤翔有出土,而且时代还比较早,当在春秋。镶嵌错金壶是战国最显著的装饰特征。一些汉代的器物如铜钫壶,铜鼎的时代风格也比较突出。
因此说,戴家弯墓地主要是一处高规格的西周早期的贵族墓地。春秋至汉的墓葬也有发现,但和西周早期的墓葬相比数量明显的偏少。
二、戴家弯墓地留给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对其文化属性的确定上。如此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其墓主到底是谁?西周初年,宝鸡之斗鸡台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等级如此之高的贵族要葬在这里?这些贵族的居住地到底在何处?西周中晚期他们又为什么从这里消失?如此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后人去解答的。
戴家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仅绝大部分是青铜礼器,而且都还是重器,先不考虑党玉琨馈赠、卖掉、藏匿和流失的,光有较详细资料的青铜鼎就有38件,簋27件之多,这在正规的考古发掘中是很少能碰到的。虽然有铭文的器物不多,有铭文的字数也不多,但我们应当看到,这是时代所确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墓地所处的时代西周早期,普遍都是这个情况。要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里找出像毛公鼎、来盘那样铭文的青铜器是不可能的,起码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些件数不多、字数亦不很多的铭文铜器所涉及到的,如“毛伯”、“周公”“鲁侯熙”等,都是周王室的重要成员。不仅如此,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只有周王室才能使用的青铜禁在戴家弯屡屡出土,这和其它青铜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的一致性,足以证明这个墓地不是一般的贵族墓地。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十六号大墓带有墓道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当然,这与这个墓地毕竟是破坏性的盗掘有很大关系,因此,资料的科学性难免引起大家的置疑。问题是,如果单是有墓道的记录,没有其它的资料,如出土器物、数量、规格等等的综合观察,置疑是肯定的。可问题就在这里,墓道和出土器物的数量、等级所反映的问题是一致的,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其存在之程度加以重视。从上个世纪河南殷墟的考古实践来看,凡带有墓道的墓葬,等级都是比较高的,墓道越多,等级越高,王一级的一般都有四条墓道,这是有着严格规定的。在我们即将完成这个调查的时候,西周的墓葬考古中还没有发现有带墓道的。直到我们这次对调查重新修改时,北京大学和陕西的考古工作者才在岐山周公庙遗址上发现了带有墓道的西周墓葬共有12座墓,其中四条墓道的7座,三条墓道的1座,两条墓道的2座,一条墓道的2座。另还有车马坑7座。这个发现立即轰动了考古界,一方面说明这个墓地的等级是相当高的,另一方面,西周考古中的墓道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趣的是,周公庙墓地的时代也在西周早期。这和斗鸡台戴家弯墓地的时代和文化内涵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戴家弯墓地的的墓道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仅此而言,已经足以说明戴家弯墓地不是一般的贵族墓地,而是一处西周早期与周王室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高等级的墓地。
那么,如此高等级的墓地到底埋葬的是谁?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一方面是由于墓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出土文物几乎流失殆尽,给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能见到的研究文章多是针对铭文本身,很少能与这个墓地出土的其它器物全貌进行综合研究;但另一方面,涉足这个问题的力量和重视程度也都还不够。有学者曾提出斗台鸡台戴家弯墓地是夨国墓地※,也有学者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意见,认为戴家弯墓地应是姬姓贵族的一支,出土的器物中虽有多种族氏标识,这些标识多是姬姓墓主的陪葬者,墓主可能是毛伯和鲁侯熙※。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提出后,也没有展开深入讨论。
斗鸡台墓地虽不是科学发掘,但这批资料和青铜器的客观性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经过我们对这批资料整理,190多件青铜器出土地较明确,而且有的还能弄清其墓葬的归属⑴,这一点,我们也绝不能忽视。
从这批器物的用途上看,如夔纹铜禁虽然上无铭文,但这种器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足见其意义非同小可;从铭文上看,到目前为至,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涉及周公的并不多,而斗鸡台墓地出土的周公东征方鼎,鲁候熙鬲非常明确的表明其与周公有关,而文献记载周公生于岐周,死于沣都,归葬于岐周,但这些器物却出土在斗鸡台;还有何尊铭文所反映的时间和内容也与周公有直接的关系,它与斗鸡台戴家沟的铜器属同一时代同一文化性质,但其出土地却不在斗鸡台;从十五、十六号墓均带有墓道的规格和六鼎(或七鼎)的等级,“禁”的王器性质,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规模及商末周初的时代特征等等综合考虑,有必要考虑斗鸡台墓地属周公家族墓地的可能。
《史记·秦本纪》述,秦文公徙都汧渭之会时把这里称作“昔周邑”,这从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和墓地规格可以证实。但这是西周谁之邑城?不得而知。
与此地接壤的有夨、鱼、散、虢等。虢的地望还到不了这里,且我们推断其墓地可能在阳平附近的高庙村,其城邑自然不会在这里。至于“鱼”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中新发现的一个方国,其活动中心在宝鸡市区的渭河以南,其城邑也不可能建在这里。散国除散氏盘以外,还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散氏盘虽记载了夨、散分田之事,说明这两个方国地界相连,但它的地望恐怕到不了斗鸡台一带。从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夨器所反映的区域来看,最有可能是夨,而且这批资料中确有三件带有“夨”字铭文的觯,这三件青铜觯铭文,两件有拓片,一件无拓片,但是记录材料中有明确记载。除此之外,苏秉琦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戴家弯沟东区的发掘中还发现两件带阳文的“夨”字铜泡,青铜器铭文上的阳文出现的时间一般都比较早,大约是商末周初时的书写风格,与这个墓地的时代一致。因此,卢连成先生曾认为戴家弯墓地属夨国墓地。这是迄今为止对戴家弯地最为明确的观点。
然而,问题还不至于此。吴、虞、夨之争论一直被学术界所关注。光“夨”到底是“姬姓国”还是“姜姓国”的问题到现在还聚讼不休。更何况一部分观点认为古代吴、虞、夨古时通用,吴字省去口字又是夨,因此认为夨国就是吴国。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尽管夨字古音读吴,但是,商周时期,在岍水流域下游的夨国不是吴国,如此等等。近年来,殷盛平先生对此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提出夨国是姜姓,不是姬姓,夨国不是吴国,也不是吴国的前身。吴国是太伯、仲雍奔荆蛮后所建,早期(康王之前)活动在今陇县至吴山一带。 “夨”是氏名而不是人名,西周初年夨氏一分为二,周武王追封周章为虞国之君,后来人们习称其为西虞。封周章之弟虞仲于今山西平陆一带,史称北虞。江苏之宜侯夨本为虞侯夨,是康王时被改封到江苏的,后世称为吴国,或东吴。殷先生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是一个突破。把历史上的太伯奔荆蛮这个问题给说清了。为我们讨论戴家弯墓地的文化背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夨国到底是不是吴国的问题偏偏就不这么简单。面对戴家弯问题仍有必要进行商榷。若从夨国不是吴国,宝鸡地区发现的夨器暂且不论,后来其改封到了山西、江苏以后,其周围也每每伴有夨器出土,这又如何解释?夨国与吴国在宝鸡的地望又如何确定?夨既然是一个氏名被周武王改封,那它就不是一个方国,当为吴国,可考古中发现的“夨王簋盖”又如何解释?以宝鸡的考古发现为例,这个夨器不光是戴家弯墓地有出土,扶风齐家,岐山青化,凤翔,陇县等地都有出土,而且在属性非常明确的鱼国墓地也有发现。显然,在如此纷繁的问题面前,定戴家弯墓地为夨国墓地我们认为有失偏颇。夨器在戴家弯墓地的出土和在鱼国墓地出土一样,可当作是夨氏与戴家弯墓地之主关系密切罢了。
关于夨是不是一个方国,夨国是不是吴国的争论虽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了的,但在太伯奔吴后所建立的吴国就是西吴,这个吴就在宝鸡(就是岍山,就是现在的吴山)却是比较一致的。显然,太伯奔吴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是我们讨论戴家弯墓地时所要考虑的历史背景。
还因为“太伯亡荆蛮”中的“荆”,先秦时荆楚连称或不分,这在金文中常见。从《水经注》中可知,金陵河就是楚水,又从《元丰九域志》中“凤翔府,虢,有楚山”,这个楚山可能与吴山有关。这些历史地名都与太伯奔吴有关。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斗鸡台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时代多在西周初期,少量为商末,如此突出的时代特征与太伯奔吴事件在时间上的吻合,恐怕不是用偶然就能解释得了的。对这点我们不能莫视。基于这个时代背景,太伯奔吴与“昔周邑”及戴家弯墓地的关系值得商榷。“太伯奔荆蛮”和“周公奔楚”的历史背景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另外,十六号大墓出土的“周公东征方鼎”(《×方鼎》铭文中记述了周公东征回归后在周庙里进行祭祀的事,因此,斗鸡台有周庙的问题不能排除。再结合王的级别才能使用的庙堂器物“禁”在戴家弯墓地的连续出土,有可能说明这里有与之“周邑”、贵族墓地相适应的周庙。
发表于 2007-5-3 17:01:4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报导写的好啊!生动,有内容.有知识.同时欢迎国人先生.
发表于 2007-5-3 19:29:3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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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5-4 21:52:49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第7楼老北京2007-05-03 17:01发表的:
这个报导写的好啊!生动,有内容.有知识.同时欢迎国人先生.
谢谢赞扬,内容还是有点冗长,180多件青铜器的介绍和图片没法传上来。
这个论坛办的不错,很有特色,常会来这里学习的。
发表于 2007-6-22 01:02:1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报告写得好,耐看,正是容易被忘却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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