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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宁波梁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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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9 08:26: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邵启龙 于 2016-4-9 08:37 编辑

现把好友郑传杰先生近日对“梁祝传说”转载如下。

          试说宁波梁祝传说

郑传杰


    中国民间四大传说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和《牛郎织女》,但唯独《梁山伯与祝英台》与宁波有缘,她是宁波文化发展的产物,也为宁波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起“义”
    梁祝传说在宁波落地生辉,在于她所具有的“义”的特质。宁波传:祝英台本是侠女,她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由于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山伯本为宁波鄞(鄮)县县令,在职清正廉洁,后因治水(姚江)积劳成疾。梁山伯中年丧妻,膝下无子,生前嘱人以九龙墟为安葬之地,死后入葬时刨出祝英台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
    祝英台因侠义先在民间开传,不久即为官员所知,便上奏朝廷,将祝墓封为“义妇冢”。经过一番自下而上的传播,影响扩大,之后与梁山伯墓联系起来,为文人著作所记载。梁元帝时期的《金楼子》对梁祝就有了记载。可惜《金楼子》原作在明末已经亡佚。但从明朝徐树丕《识小录》中记述的“按梁祝事异矣! 《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来看,《金楼子》对梁祝应是有所提及的。之后,初唐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也作了这样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其实从口口相传到文献记录,经过了一个并不算太漫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显然有一位官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官员就是谢安。
    晚唐张渎在《宣室志》中说:“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宣室志》中这一所谓的“梁祝传说”已被学术界否定,据说《宣室志》中并没有记载所谓的梁祝传说,而被学术界引用的梁祝传说统统源于清朝翟灏的《通俗编》。然而早于清朝翟灏《通俗编》的明代黄润玉(1389—1477)在《宁波府简要志》中说:“义妇冢,县西十六里。旧志,梁山伯、祝英台二人少同学……后梁山伯为鄞令,卒,葬此,英台道过墓下,泣拜,墓裂而殒,遂同葬焉。东晋丞相谢安奏封为‘义妇冢’。”显然其中关于“丞相谢安奏封‘义妇冢'”的记载两者几乎是相同的。《宁波府简要志》的记载源于何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不会也无法来自于清朝翟灏的《通俗编》,所以我们是可以把谢安看作是推动、促进梁祝传说的第一位重量级官员来看的。
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咸康四年(338),谢安十九岁,宰相王导把他安排在司徒府任著作郎,但谢安以身体欠佳为由,婉辞不赴。第二年,庾冰任宰相,几次征谢安入朝,均被他拒绝。庾冰爱才心切,累下郡县“敦逼”。谢安这才勉强赴任,但到任仅月余,便挂冠而去,从二十岁开始便来到始宁(今上虞东山)置田墅,过隐居生活。谢安在会稽(上虞)常与王羲之、许询、支遁、孙绰等名士,啸傲山水,垂钓水滨,狩猎深山,泛舟沧海,修禊佳节。永和九年(353),春三月,他们一行相聚在会稽山阴(今绍兴)的兰亭,流觞修禊,由大书法家王羲之书下《兰亭集序》这饮誉千古的不朽名篇。当时谢安的妻兄刘琰说:“若安石立志东山,当与天下共推之”。说如果谢安不出来做官,大家会公推他为士林领袖。谢安四十余岁东山(上虞)再起,后官至宰相,世称谢太傅、谢安石、谢相、谢公。
    综观谢安一生,其主要时间都生活在会稽(上虞)一带,而鄞、鄮都归属会稽郡,传说中的祝英台是上虞人,正好是谢安隐居之地。所以作为一位亲民的官员,谢安对周边的民事必然知晓,便上奏表其墓为“义妇冢”。这一举动显示了谢安对自己生活地周边民生的关注,同时为朝廷彰显正气,承担了作为一个官员应尽一份的责任。至此即便没有张渎之说,认为梁祝传说发生在鄞鄮,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目前各地发现的有关梁祝的古迹共17处,包括读书处6个,坟墓10处,庙1座。20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张恨水曾根据民间传说,考证出10处起源地: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间、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蒲州、江苏苏州。其中又以济宁、宜兴、宁波更有代表性,但谢安与宁波说关系密切,而与济宁、宜兴无关。即便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梁祝合葬墓前立的“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石碑是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的,那它又如何能让生活在东晋、在会稽的谢安得以闻之呢,莫非时人已学会了穿越?
    谢安上奏对梁祝传说的起源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他的推崇是精准的。首先,从时代角度分析,谢安是梁祝或梁祝传说的同代人,至今谈梁祝的没有一个人比谢安离梁祝或梁祝传说的时间更近的;其次,从方式角度分析,谢安是上奏,不是随意写来,更不是在写小说,如同《宣室志》叙述关于神仙、鬼怪、狐精、佛门一类故事,他不会也不敢瞎编。再次,从责任角度分析,谢安作为朝廷重量级官员,他除了处理职务上工作之外,还须承担为社会传递正能量这样一个责任,责任重于泰山,岂能有半点不实。最后,从内容角度分析,谢安推广义妇,树立榜样,反映的是当时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如果虚假,这榜样还会有力量吗?
    综上所述,谢安上奏的“义妇”必须是事实,由此我们反过来思考,晚唐张渎《宣室志》中所记载的梁祝传说基本上是合理的,是梁祝传说的最早成型,所以至今我们能够读到的《宣室志》是否有部分遗漏,是值得注意的。
    “义”是宁波梁祝传说的一个特色,至少在初传阶段是这样。明朝万历三十三年鄞县知县魏成忠撰写的《梁圣君庙碑记》:“义忠王庙一名梁圣君庙,县西十六里接待寺西,祀东晋鄮令梁山伯。安帝时,刘裕奏封义忠王,令有司立庙。”《鄞县通志》记载,光绪元年重修时,当地人陈励写过一篇修葺详情的文章,刻在正殿后轩两边窗板上。殿内有“风节超然”、“扶伦植纪”等匾额,墓上石碑刻有:“晋封英台义妇冢,浙江按察司佥事王书,嘉靖丁未腊月吉旦鄞县知县徐立”字样。从中不难看出,表彰的都是“义”。
    由于梁山伯是鄞(鄮)县县令,所以在宁波因“义”派生而来的与梁山伯相关的传说颇多。《席草计》叙述南宋金兵追赶康王到明州 ( 宁波 ) 西乡高桥一带,大将张俊领兵保驾,败退梁山伯庙。梁县令托梦指点张俊用“席草计”破敌,结果金军骑兵皆被地上满铺的席草滑倒大败而逃。梁山伯英灵又带领官兵,救了小康王。因保驾有功,封为义忠王。明朝时,宁波白总兵抗倭,得知梁祝托梦相助,白总兵就将他俩的坟墓合葬一起。《梁县令托梦治虫》叙述明朝年间,姚江两岸闹虫灾,梁山伯托梦给治虫能手王祖生,指点他用“铁罗伞”、“雷公藤”治虫除害,获得大丰收。事后,王祖生到处募化,建造了“梁圣君庙”,重修了梁山伯墓。《梁山伯指点缸鸭狗》则叙述在宁波城隍庙里摆摊头卖红枣汤和酒酿圆子的江阿狗。某一年农历八月半,他去梁山伯庙赶庙会,夜晚梦见梁山伯指点,让他卖“猪油汤团”。后来,江阿狗真的卖猪油汤团发了财,于是到闹市区开明街口开了一家“猪油汤团店”。后来他又去求梦,想做一块“招碑”,梁山伯又指点他,在招牌上画了一只缸,一只鸭和一只狗,也就是江阿狗的意思,挂在店门前招徕 顾客。从此,宁波“缸鸭狗汤团店”就出了名,生意也更加兴隆了。
    这些故事,独具风格,自成系统,乡土气味浓厚,如将其综合起来,其深层所赞的是梁山伯的“忠义”,归根结蒂是一个“义”字。所以是“义”字将梁山伯的“忠”与祝英台的“侠”连在了一起,继而,人们凭借想象,幻化出各种各样关于梁祝合葬或阴配的传说。所有这些,共同形成了宁波梁祝传说的一个特色。宁波的梁祝传说所以能长期流传而又经久不衰,甚至超越了民间文学的范围,而变成了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文化现象,显然是与“义”,挂上钩,也是这一点才使梁祝传说成为宁波文化一闪亮点。
    总之梁祝传说以“义”字在鄞鄮落地,她犹如一颗种子落在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罩住一方绿荫,衍生出辉煌的一片天地,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朝的鄞鄮,是一块正在培植着“义”的土壤。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朝廷合并句章、鄞、鄮3县设置鄞州。公元625年(唐武德八年),废除鄞州,改称为鄮县,其地仍隶属于越州。公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从越州分析,单独设立明州。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明州改称余姚郡,隶属于越州。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复名明州。州治开始在小溪,后来就迁到三江口。从区域划分、地名使用到地域升级、中心选择,可知当时宁波正处于激烈变更之中。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刺史韩察发民筑子城。公元898年(乾宁五年)黄晟发民筑明州罗城(亦称外城)。这就是说晚唐宁波城市中心确立,其地域由分散的句章、鄞、鄮溪流时代转入集聚的明州江湖时代。广德湖又名罂脰湖,唐大历八年(773),鄞县令储仙舟加修治之,贞元元年(785),明州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东钱湖又名万金湖,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鄮县令陆南金相度地势开而广之。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县令王元玮创建它山堰,这是一项在甬江支流鄞江上修建的御咸蓄淡引水灌溉枢纽工程。它山堰建在樟溪分流后不远的鄞江上,相当于一条水坝阻断了鄞江。从上游经南塘河的水量一年四季不断流,不仅保证了沿途灌溉的需要,也解决了从鄞州到宁波的民众淡水饮用问题。淡水使三江口成为宁波中心的地位得以巩固。
    地域中心的形成提振了区域经济。江水、湖水、河水、海水成就了农田的开发和商贸的繁荣。商贸显然更胜一筹,唐代,明州已跻身于中国东南沿海名港之列,通过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城中货物可直接运抵当时的国都长安,水路通畅。公元838年(开成三年)日本国孝谦朝遣唐使舶3艘至明州,使者转道长安,此为首次抵明州的日本遣唐使舶。公元842年(会昌二年),一位名叫李邻德的明州商人驾驶木帆海船自明州港启程,沿海北上到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自此这条海洋航线不但将三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成就了明州作为海内外货运中转站的地位。唐朝政府规定,遣唐使到明州后办理入京手续。而民间海外贸易,以公元782年~1191年间作统计,中国大商人李邻德、李延孝、李处人等商团由明州启程,来往于日本达百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他们带去大量的丝绸、瓷器、经卷、佛像、书籍、药品出售,贩回砂金、水银和锡。明州也和新罗、环王(越南)、室利佛逝(印尼巨港)、占卑(苏门答腊)等国商人通商。丝绸、陶瓷远销海外,易以诸国的砂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再转销各地。
    经济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汉文化更大范围的覆盖宁波,使其地域风尚出现转变。宁波自古为越地,越人尚武,吴越争霸,亮剑见精神。秦起宁波归于统一王朝,无所谓争霸,尽管当时战争与和平并存,但和平元素在增长,中原汉文化开始席卷宁波大地。尚武风尚渐渐淡出而尚义之风渐渐上升,并成为主流。其时在宁波广为流传的传说就有:徐偃王,曾为曾为徐国君主,因行仁义而亡国,隐居东钱湖畔,开读书之风,播仁义之种。范蠡,曾为越国重臣,隐居东钱湖畔,后三至千金,富甲一方。即倾囊布施财富,极力传授经验。夏石公,曾为秦朝博士,秦末世乱,在鄞西广德湖一带行医,后其女黄姑,继承父志,一辈行医在乡里,因有今黄古林之名。汉梅子真,隐居甬江边,引领百姓,在岙甏港筑土塘,抵御咸潮,一地渐渐成市,被任命为梅墟。晋鄮县县吏鲍盖,建兴四年(316),天闹灾荒,百姓流离失所,食树皮度日,鲍盖毅然将所押粮食赈济灾民,由于难向官府交差,自己投江自尽。这些传说的背后就是一个“义”字。
    梁祝传说在宁波生辉,也是因为其传承的是“义”。祝英台侠女,梁山伯清官,他们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但所做的事情一样: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那就是正义,也称为就义。当时宁波社会风尚正向尚义转折,梁祝传说符合社会转型需要,因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承,并迅速升格为建庙。
    庙,本是供祀祖宗的地方。《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汉代以后,庙作为祭鬼神的场所,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文人武士,如文庙——孔子庙,武庙——关羽庙。明朝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袁可立)家庙记》:“合通国之欢心,建百世不迁之庙貌。”民众自发建庙是出于崇拜,大凡被祭之人,都有一番为民称道的事迹,其精神可以归纳“义”,标识为“仁”。所以说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义”的外化。在鄞地,各类庙宇众多,但有明确祭祀之人主要有两种,一是爱国,如宋端平年间建在东钱湖畔的鄂王庙,另一种是为民,如东钱湖畔的王安石庙,当然这类庙建于唐朝之前的并不多。
    《鄞县志》记载,东汉初,南昌尉梅福,系九江寿春人,因反对王莽擅权,弃官隐居至此地,率民众筑塘,保禾苗灭蝗,功绩显著,为后人敬仰,立庙祀之,并以梅姓及当地的集墟而命地,故名梅墟。宝庆《四明志》载:灵应庙,即鲍郎祠,百姓为鲍盖感恩德,表彰英灵,鄞东鄞西一带纷纷立庙祀之。其中最早青山庙,传说此山上盈产染料“青”草,为鲍郎神所化,农妇织布染色仍得其益。据民国《鄞县通志》记载统计,整个鄞县城乡有鲍盖庙达68座,约占全县庙宇的五分之一。其中尤以鹿山鲍盖墓周边的东钱湖、邱隘、东吴及宁波城厢等列庙祠数十座,左右前后绵亘百余里。自唐宋迄今,历千载不衰,春秋祈祭声名盛于浙东。《鄞县志》记载,明州镇将栗鍠联合鄞、奉边区山民在光溪杀刺史发动兵变,攻陷浙东郡县,民众不堪战乱之苦。浙东观察使裴肃将栗鍠擒获押解送京,事遂平,裴带兵从不扰民。百姓得安。后世尊为神灵,鄞东建庙,“东钱湖里有十八裴君庙、湖外有十八裴君庙、沿海有十八裴君庙”。
    此外就是梁山伯庙了,但梁山伯庙在鄞县是唯一的,所以后世没有被复制,原因可能与广德湖被废有些许关系,与后世人们对梁祝的认知和定位也有些许关系,因为人们将梁祝的最高标志定格在了爱情上,真爱的唯一性观念,使人们不愿意再去复制梁山伯庙。梁山伯庙在全国也是唯一的。这就是说自古至今各地的梁祝传说与宁波不在一个档次上。宜兴的《善卷寺记》(作于483-493间),记录了齐武帝收赎祝英台故宅建造善卷寺的事件。《善卷寺记》作为建寺时的重要碑刻,一直保存在善卷寺内。唐司空李蠙中进士前,曾在善权寺(避齐东昏侯讳改“卷”为“权”)修读,看到过《善卷寺记》碑。到了咸通八年(867)李蠙上奏懿宗皇帝,要求以自己的俸禄收赎重建善权寺。他还作诗一首题于善权寺石壁,其诗序称:“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至会昌以例毁废。唐咸通八年,凤翔节度使李蠙闻奏天廷,自舍俸资重新建立”。南宋丞相周必大《泛舟录》(1167)在记到善卷寺时也说: “按旧碑,寺本齐武帝赎祝英台庄所置”。但宜兴之传,一、与“义”无关,跟谢安推荐不相吻合;至南宋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故事,仍只见“祝英台产”。宁波不仅有众多与梁祝相关的传说,并将其提升到了崇拜这一水平,因为就是梁祝传说起源于宁波并深扎在宁波人的心中,根深才能叶茂,这个道理,你懂的,宁波梁祝传说见叶见根,这岂是一个只见叶而不见根的非梁祝传说发源地可以承载的呢。
    二、化蝶
    从立墓到建庙,是“史的梁祝”,记载的“义”,从阴配到化蝶,是“传的梁祝”,诉说的爱。“史的梁祝”从晋开始,一直陪伴着宁波主流价值观——尚义的成长,为代表主流价值观的官员所认可和赞赏;“传的梁祝”也从晋开始,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停留在口头、在民间,至唐朝为一些文人所赏识,偶尔写进了他们的作品中,不过仍然得不到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宋亡元兴,持“尚义”主流价值观的南宋官员沦为一介平民,知识下移和主流价值观缺失,让宁波开始进入了知识平民化和儒学多元化时代,至明朝这种平民化、多元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各种艺术门类竞相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传的梁祝”超越了“史的梁祝”,不仅为平民、为文人而且为官员所认可。明朝宁波科举十分达,通过科举进官场的宁波人在数量与品味上都创造了新的高度。与南宋相比,明朝宁波人在权势掌控上稍见逊色,但在权势运用上则略显优势。南宋地盘小,宁波官员虽然地位显赫,但对各地方的文化影响有限,明朝地域广,宁波官员虽然地位不很显赫,但为官一方,影响一方的却不少,也就是在明朝和清初这个时期“传的梁祝”为宁波籍在外地为官的官员带到许多地。当时“传的梁祝”已经完成了从阴配到化蝶的艺术创造。
    化蝶梁祝传说中最出彩的情节,它既是梁祝传说艺术创造完成的标志,也是梁祝传说成为爱情经典的标志。不经意间,一对美丽的蝴蝶在你我的肩膀忽左忽右,欲落而飞,迎着你我的目光转了一圈后,径直向花丛中飞去。化蝶之美妙让人着谜,而化蝶之根则在庄子,《庄子.齐物论》中有“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则寓言是表现庄子齐物思想的名篇。庄子认为人们如果能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则无往而不快乐。庄子写得如此轻灵飘渺,所以后来常为哲学家和文学家所引用。
    庄子是春秋时期的宋国人,宋国既是殷商旧都,又是唯一的殷商保留地,其土有着丰厚的殷商文化遗存。所以说,宋国的文化其渊源和基础是殷商文化,《庄子》的文化背景也便是殷商文化。殷商文化直接取于大纹口文化,是由东夷人创造的,东夷人崇拜凤鸟,而化蝶是凤鸟崇拜的折射反映,“飞”将蝶与鸟连在一起,而远古时候的人们对于“飞”的认知则来自于鸟,即凤鸟崇拜。考古界一致认定大纹口文化的凤鸟崇拜来自良渚文化的凤鸟崇拜,而良渚文化的凤鸟崇拜又根植于河姆渡文化的凤鸟崇拜。战国时期之前的西周朝,凤鸟崇拜曾折回影响古越大地。“东夷盟主”徐偃王(公元前992年—公元前926年),为徐国第32代国君,以文德仁义闻名于世,荀子把徐偃王与尧、舜、孔子相提并论。徐偃王以“仁义”治国,最后以“仁义”失国。他逃到舟山,在临城筑城。据丙辰《鄞东前徐徐氏宗谱》载:徐偃王又徙於鄮龟山之南,钱湖之右,广置田园,立书院教生徒,固名隐学山,置放生池於东钱湖畔,其子三人将卒后的父王扶柩而归葬于隐学山。徐偃王墓在隐学山,旧名棲(栖)真(成化志)北宋徐氏谱“徐偃王隐学于此,亡后葬此。”徐偃王故事的底色体现了凤鸟崇拜,相传第31世徐君的宫人,十月怀胎分娩产下一肉卵,徐君认为是不祥之物,命人将其弃之水滨。徐君家有犬名鹄苍,将弃之水滨的肉卵衔回,咬破卵皮,卵内有一男孩,就是后来的徐偃王。
    凤鸟崇拜在古越之地一直遗留。1976年鄞县云龙镇甲村出土了一枚战国时期的铜钺,铜钺上面镌刻的图案为:上方两条昂首向天的龙,下方为一叶扁舟,舟内头戴羽冠的古越先人双手持桨、奋力划船,羽冠上的羽毛似乎在迎风飘扬。这枚铜钺起码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古越先人已经普遍熟练地运用船只,出没于江河沼泽之间。同时,他们以鸟作为自己崇拜的图腾。晋朝干宝《搜神记》卷十二记载:“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治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1981年,绍兴曾出土一个战国时期的铜屋模型,屋顶立柱,柱顶有一大尾鸠。这是古越人的图腾柱,是他们以鸟为图腾的物证。此外,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往往刻画有鸟的图案;其神徽上还有羽冠鸟脚人,即为古越人鸟图腾的早期形式。而宁波梁祝墓发掘时,竟然发现了不少汉代羽毛花纹砖,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明化蝶情节与宁波文化渊源有关。
    梁祝传说传承地之一的济宁梁祝传说中有化蝶之“爱”,这与宁波是否有关系呢?济宁虽为孔孟故里,有丰富的儒学家底,但明朝初期,曾广泛吸纳异乡文化,是也是一个事实。永乐迁都北京后,临清、张秋、济宁一线成了南北漕运之咽喉。宪宗成化年间,因这一带军民杂处,商贾纷集,奸伪日滋,设山东按察司副使一员整饬兵备与管理刑名。当时黄河屡次决口,威胁运道,朝廷又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张秋段漕河进行了整治与维护。在治漕河的过程中,山东按察司副使杨茂元奏:“张秋之役,官多而责任不专,供亿甚钜,日费百金” (《明史 列传第七十二》),皇帝下旨切责。弘治年间,这一带呈现“商贾刀泉,贸易相摩,万井乐业”的繁荣局面,而这一繁荣几乎完全依赖于运河交通与外来商人。商业繁荣自然促进了文化交流,其时,由各地商人、官员携带的文化进入并影响到临清、张秋、济宁地区,梁祝传说大概就是这一时期由宁波传入济宁的。时任山东按察司副使的杨茂元(1450-1516)出身于所谓“一家三尚书一门十进士”的鄞县杨氏家族,景泰、成化、弘治、正德间,一门科第禄位之重无过于鄞县杨氏者,景泰至成化(1450~1487)的27年间一下出了杨守陈、杨守随、杨守阯、杨守隅、杨茂元、杨茂仁6个进士,中进士率称得上全国第一。嘉靖至南明间,又陆续出了杨美益、杨承闵、杨德政、杨文瓒4个进士,共10个进士。虽然至今没有文献记载表明是杨茂元将梁祝传说带到济宁的,但二点可以说明,一、宁波与济宁明初就有交往。二、从时间上说,正德十一年(1516年),皇帝亲钦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在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重修梁祝墓、祠,并立“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这事正好发生在弘治(1470—1505)年间杨茂元任山东按察司副使之后。
    传承地之一的汝南梁祝传说中有化蝶之“爱”,这与宁波是否有关系呢?汝南的梁祝遗址不仅数量多而且样式全,现存有梁祝墓、梁庄、祝庄、马庄、红罗山书院、鸳鸯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桥(草桥)及梁祝师父葬地邹佟墓等,但却没有什么史志记载。其现存的完整性和缺乏史志的记载,恰恰说明了汝南梁祝传说的形成时间相对比较晚,其传入时间大致在清初,其传入可能与一位在汝南为官的鄞人有关,这人就是陈时临,《清史稿》载,“陈时临,字二咸,清朝官吏。少从陈锡嘏学,得闻证人书院之教。家贫,游京师。三藩之变,从军叙功,授湖南城步知县。父忧归,庐墓三年。康熙三十年,起授河南汝阳县,兵乱之后,风俗大坏,民不知丧礼。时临为斟酌古今所可通行者,衰绖聚饮之风以息。杨埠有支河,久淤,濬复其旧,民获灌溉之利。河南诸县多食芦盐,独汝宁一郡食淮盐,芦商欲并之,时临谓:“芦盐计口而授,不问其所需之多寡,以成额给之,是厉民也。吾不能为河南尽革其害,反徇商人意以害境内乎?”力争得止。巡抚徐潮亟称之,於是前后诸大吏皆以为循吏当令久任,数报最,数留之。时临亦与民相安於无事。后擢兵部主事,宦橐萧寥,临行,百姓扶老载弱相送数十里。逾年,以病乞归,卒。”汝阳县即今汝南,陈时临在此为官二十年,且是为百姓称道的清官,其对汝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据梁祝传说传承地之一的宜兴称,最早在诗文里描写化蝶情节的是南宋温州人薛季宣所作的《游祝陵善权洞》诗:“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蝶舞疑山魄,花开想玉颜。几如禅观适,游魶戏澄湾。左右蜗蛮战,晨昏燕蝠争。九星宁曲照,三洞独何营。世事嗟兴丧,人情见死生。阿谁能种玉,还尔石田耕。”在薛季宣之前,古籍亦有化蝶的记载,但没和祝英台殉情事相联系。晋干宝《搜神记》说:“宋大夫韩凭,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蝴蝶。”薛氏的“魂魄化蝶”或许源于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诗。“俗传大蝴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曰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李义山诗:‘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许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看来《搜神记》所记晋代韩凭妻的“衣裙化蝶”,到了唐代已变成“魂魄化蝶”了,到了宋代,终于成了梁祝的魂魄化身。在薛季宣之后,宜兴还有宋咸淳《毗陵志》,其中说:“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
然而宜兴此说很快被打破了,其实梁祝传说很早就传到近邻朝鲜、韩国了。新近研究发现,在五代十国至宋代(918一1200年)时期,唐代浙江余杭人罗邺的七律诗《蛱蝶》,已被高丽王国时代人辑人了《十抄诗》,其中有"俗说义妻衣化状"的诗句,指的就是梁祝的故事,并且衣化为蝶。到中国宋代,高丽人编辑的《夹注名贤十抄诗》,不但收入了罗邺的《蛱蝶》诗,而且在注释中加上了一段《梁山伯祝英台传》。这是至今看到的最早流传到国外的梁祝传说,而且从"女扮男装"到衣裳"片片化为蝴蝶子",比较全面完整地叙述了梁祝传奇。可见,梁祝传说走向世界,历史久远,而且以后几乎传遍了整个朝鲜半岛。
    看来中外文化人都有一样,对梁祝化蝶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么这位《蛱蝶》的作者罗邺(825—?)又是怎样的人呢?他大约生活在唐咸通、乾符年间(860—879)乾符前后,诗以七言见长,与宗人罗隐、罗虬俱以声格著称,遂齐名,号“江东三罗”。根据对浙东各地历代方志的统计和《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共有451位唐代诗人游弋于浙东,留下了1500首唐诗。这其中包括“江东三罗”。当时四明山(宁波)是唐诗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也就是说罗邺曾到过四明山。罗邺在咸通年间,屡下第,有《下第》句云:“故乡依旧空归去,帝里如同不到来”。江西观察使崔安潜侍郎廉平时就很仰慕罗邺诗作,当时罗邺恰好漂泊在湘、浦之间,崔安潜想用他,但为幕吏所阻。罗邺不得志,在光启末年至大顺间(888—891)以垂老之身,踉啮北行,往帐前任职。开始生活在万里沙漠之中,因为举目无亲,举事无成,前途无望,郁郁而终。罗隐一样累举进士不第,广明之乱,他归乡闲居,得于吴越王钱鏐,充任“镇海节度判官”,在职时在宁波留下后代,南宋宁宗时的罗仲舒即是,此人一生以清廉自守、以国势为安危、以贤才为进退、以民生为己忧,是一个敢秉公直言、不避权贵、有刚烈之风的学者型官员,曾被封为“慈溪县男”,食邑三百户。
    由此可见,“江东三罗”与宁波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而与宜兴无关系,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判定,罗邺的七律诗《蛱蝶》不可能与宜兴祝陵善权洞相关,梁祝化蝶情节也不可能起源于宜兴,最有可能起源于宁波,是宁波梁祝化蝶的传说被敏锐力极强的诗人罗邺所获悉,并写进诗中。
    宜兴的梁祝化蝶也完全有可能自从宁波传过去的。《游祝陵善权洞》一诗的薛季宣是南宋人,而宋代四明文化昌盛,尤其是南渡以来,人才辈出,逐渐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自嘉定戊辰(1208年)至淳祐辛亥(1251年),四十四年间,四明仕宦甲于海内”。说到底南宋一朝,除了首都临安,宁波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当时宜兴无法与宁波相比。根据一般规律,文化总是由发达地区影响到欠发达地区的,而不是相反。再说自古宁波对宜兴就是有影响的,宜兴是举世闻名的陶都,烧陶历史悠久,秦汉时宜兴地区陶窑密布;两晋时在均山烧青瓷,唐初在归径等地大量烧制,至晚唐、五代成为南方宜兴著名青瓷窑;宋、元时期,丁蜀与西渚一带大规模烧造日用陶和早期紫砂。明清时成为当时的烧陶中心。然而宁波制陶的历史更久,虽然没有直接文献表明宜兴制陶源于宁波,但因为地理相近,影响一定是存在的。宁波制陶至少可以上溯到夏朝,宁波方言中留存着许多夏朝时期的语音与文字,反映陶文化的方言就有:
    陶成----成品率的代词. 宁波方言例句:象你輆沫格做法,一半冇(呒没)陶成。
    陶窑----陶窑是所用资金、材料、人力的代名词。宁波方言例句:现在办喜酒,陶窑负好大。
    弄塤----小打扰使其不成正曲,原意是埙上有小孔,别人去按埙上小孔就不能成正曲. 宁波方言例句:倷甮去弄埙其。
    挖打----便宜的意思做陶器时把多余陶泥部分去掉,而不会影响陶器质量,原意是不影响你挣钱,只是少挣一些。宁波方言例句:该东西价钿可以挖打一些。
    上述词言都是被汉化了的古越语(宁波方言)的遗存,它表明,宁波才是远古制陶最发达的地区。撇开这些不说,总之化蝶情节不但可能起于宁波,而且也可以自从宁波传到国外去的。专家们认为,从时间上看,《十抄诗》编成于北宋,而《夹注名贤十抄诗》则为南宋中期的嘉定(1208年-1224年)、绍定 (1228年—1233年)年间 。这个时期正是史弥远当权的二十六年,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年号嘉定,相理宗九年,年号即为宝(庆)、绍(定)。这二十六年,形成以史弥远为核心的执政格局,史称“一相擅国”,所谓“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当时宁波人的影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到日本、韩国、朝鲜等,这有很多实例可证,这里不说了,就说《十抄诗》编成的北宋吧,当时宁波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城。宋代曾迁两浙路市舶司于此,或同时于“杭明广三州置市舶司”,通称“三司”。宋史载“天圣十年(1032年),(高丽)遣使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高丽来明州的使者和商人日多,北宋官府在此兴建了高丽行使馆,供他们旅居。又有两艘大型游船,专供他们出海游玩。同时,北宋使者和商人到高丽也从明州出发。宋神宗熙宁年后,为了抗击辽国,收复北方失地,推行“联丽制辽”的外交政策。由于北方先后为辽、金所据,传统通往朝鲜半岛的官方航线受阻,因此,熙宁以降,明州成为宋廷规定的与高丽官方往来的唯一合法港口。宋朝与高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友好往来基本都是通过明州而完成的。
    由此推断罗邺的七律诗《蛱蝶》最有可能是由宁波传到高丽去的,这一点与化蝶情节在宁波形成的时间大致也是相吻的。化蝶意味着梁祝传说从正义之神转为爱情之神,这一情节大约是唐代或更早一些在民间完成的,但直至唐元和九年(841)鄞县方才建孔庙于县东半里,也就是说这之前当地平民中识汉字的人几乎没有,自然也无法用汉字作记录,因此当时全靠一代接一代的口口相传的。尽管化蝶情节为诗人所欣赏,但这一情节必竟违背了原来“义妇冢”之实,更背离了当时社会弘扬正义的主流价值观,所以一开始,及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得不到代表主流价值观的官员的认同。南宋史能之主纂的《咸淳毗陵志》记述了齐武帝赎祝英台旧产建寺的史实,但编者史能之对梁祝化蝶之说认为荒诞无稽。史能之是宁波史氏族人,是史氏三宰相之一的史嵩之的一堂兄弟,他的思想观点免不了家乡的烙印。直至明朝万历二十九年 (1601) ,鄞县令魏成忠又为梁山伯立碑,称颂梁山伯有保境安民之功绩,但对“传奇者渲 ( 梁 ) 侯与祝贞女同学故事”,仍然采取否定态度。然而人们羡慕蝴蝶美丽的翅膀,因为它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但美丽的背后,则是坚守自己心中的理想和信念,这种理想和信念能给出无穷的动力,可以用它来谱写生命最华丽的乐章,铸就心中最牢固的长城。不过人生固然要有理想和信念,但光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自己心中的理想。凤凰命将绝灭时,赴浴火而得重生,自然界时刻在向万物生灵暗示,只有改变了自己,世界才会变得美丽。只有面对死亡,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地行动才能守候自己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所以因为理想,才选择化蝶,因为化蝶,才翩翩起舞,竟而守候美丽。这就是说化蝶本身就是一场坚持不懈的厮杀,而化蝶情节就像化蝶本身一样,是经过了一场坚持不懈的厮杀,而后才博得世人一致认可和赞美的。应当说化蝶情节是宁波梁祝传说的又一个特色,但宁波梁祝传说是一个活着的生命,她并没有因为拥有这些特色而停止生长。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宁波人不仅传承梁祝传说,而且将自我融入进来,梁祝是故事,更是生活中的你我,人们站在故事的外地去赞赏,同时进入故事去体验,宁波有句谚语说:“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梁山伯庙去烧香,拜拜多情祝九娘。少年夫妻双许愿,不为蝴蝶即鸳鸯。”
    二、宁波梁祝传说融入传统,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以前梁山伯庙的香火一向极盛。每年春、秋二季,分别在农历三月初一(据说是梁山伯的生日)和八月十六(据说是梁山伯的忌日)举行庙会。如今传统元素与创新元素接活,赋予其正确的爱情文化内涵,同时建成全国唯一的爱情主题公园——梁祝文化公园,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节庆——中国梁祝爱情节。宁波梁祝传说已发展成了梁祝旅游文化产业,并走出了一条传统文化科学保护、抢救、传承、弘扬、创新之路。
    义和爱并存,魂与蝶共舞。梁祝传说伴随宁波文化成长,并对宁波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宁波先秦为古越之地,整个社会,总体氛围是尚武;六朝之后,宁波社会转而变为尚义,这显然有诸多因素,但其中与隋唐时中原文化广泛而全面的影响宁波是分不开的。当时区域内开始流传许多传说,宁波人一代接一代口口相传。由于口口相传比文字相传要不易得多,在这个过程大多数都流失了,但凡能传下来的凡乎都是精华,梁祝传说就是一个精华,在宁波风尚从尚武转向尚义时,她是一个闪亮点。宋以后宁波文化得到广泛发展,梁祝传说又亮点频闪,其中为后人称道的就是化蝶。当代宁波文化空前发展,梁祝传说又成为了宁波城市的一张名片。梁祝传说在宁波传承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梁祝传说提炼和提升的过程,彰显出宁波梁祝传说的与众不同和独特魅力,同时也折射出宁波文化的精神和活力。

发表于 2016-4-9 16:45:23 | 显示全部楼层
宁波现有梁祝公园,以前还有他们的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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